知识产权是21世纪的主导型权利形态

人的需要和利益必然要求转化为权利形态，每个社会都必然有适合其物质生产方式和政治社会制度的权利形态。物权是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权利形态。当知识经济成为主导型经济时，当知识成为获取财产的主要方式时，知识产权就必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主导型权利形态。知识产权在整个财产法中的地位正在从附属向主导转化。

权利主导模式下的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意大利在司法改革中确立了多元化的刑事特别程序。但是,立法突进引起"文本法律"与"实践法律"冲突:司法适用率低、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诉讼周期依旧漫长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对刑事特别程序不断修正,平衡个人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利主导型模式:一方面赋予被告人更多程序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保留部分职权主义传统,赋予法官更多程序审查权和检察官更大司法权力。我国刑事司法也存在人权保障和司法效率问题,意大利刑事特别程序的权利模式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颇有启示。

权力驱动型城市化应让位于权利主导型城市化

于建嵘撰文《新型城镇化：权力驱动还是权利主导》指出，在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片面理解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忽视了土地问题和土地制度改革，也未对户籍、社会保障等相关配套制度改革，甚至通过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方式获得城镇化的建设资金，这些催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权力主导型分税制的内在缺陷及完善思路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其内在机理是一种权利主导型的分税制,它过早、过快、过高地将财权集中于中央,对转型中的地方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并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出现异化。它忽视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极为突出、最大量的事权仍在下面这一事实,过高地将财力向中央集中,必然形成财权与事权的逆行。要完善分税制,必须彻底地摆脱计划经济的“统制”观,树立起分配的生产观,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层级。

知识经济和知识产权

随着知识经济成为社会主导型的经济形态，知识产权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权利形态；知识经济社会仍是商品经济社会，知识产权仍是产权，只是知识和知识产权已经取代以往的土地、资本等等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最主要的致富手段而已；取得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是主体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新型城镇化:权力驱动还是权利主导

当前国内各地的城镇化思路与实践是一种权力驱动型城镇化,主要着眼于通过城镇化推动经济发展,却缺乏相关制度创新,忽视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缺乏对农民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这种权力驱动型城镇化不仅高估了城镇化的经济效应,而且催生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我们应该选择权利主导型的城市化,应该注重相关制度革新以确保农民在内的全体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避免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城镇化不应沦为经济增长的工具,坚持权利主导型的城镇化才能支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主观诉讼视角下的行政赔偿诉讼

行政赔偿诉讼是典型的主观诉讼,这种主观性质由其目的———主观权利所决定。基于主观权利的主导地位,行政赔偿具有鲜明的私益取向,其审判过程依照"主观权利———主观义务"的逻辑而展开,在具体制度构造上也极不同于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赔偿诉讼在制度构造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于这一主观性质的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域外主观诉讼的学说与制度,改善我们的行政赔偿诉讼,从而更好的发挥它的权利救济功能。

“职权主导型”刑事分案模式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着一种“职权主导型”刑事分案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分案被看作是公检法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并服务于办案需要,但是未能对被追诉人权利给予必要的关照。“职权主导型”刑事分案模式与域外的“权利主导型”刑事分案模式存在本质差异,其形成与我国刑事分案的服务型定位、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以及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传统等有密切关系。该模式虽然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构造相契合,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但是缺乏正当性内核,不仅有违程序公正,而且存在产生错案的风险。未来有必要在坚持“职权主导型”刑事分案模式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引入权利保障因素。具体可建立刑事分案的层层制约机制,赋予被追诉人分案参与权和救济权,保障被追诉人分案审理中的对质权,并有必要阻断前案裁判效力在后案中的扩张,以实现后案庭审实质化。

“全球本土化”——台湾戏剧的传播形态研究

中国话剧来自西方、取道日本并不断在此过程中开始本土化的历程和世界化的传播过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大戏剧思潮不断影响着中国的百年话剧。台湾因其开放性海岛的地理环境、多重文化堆叠的历史背景,形成了台湾传统戏剧的全球本土化的戏剧景观。台湾歌仔戏、昆曲、客家采茶戏、豫剧、傀儡戏等戏曲在台湾当地的累积、开创与转化下,已经催生出了具有全球本土化特色的台湾戏剧。这一过程也是华语话剧传播的双向互动过程,从中也可窥见华语话剧发展的传播形态和主导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被追诉人认罪案件处理之图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被追诉人认罪案件之处理图景经历了几番变更:从认罪从重从快到认罪从宽,再到认罪从宽与认罪认罚从宽的二元处理。经过40多年来的反思与实践,我国被追诉人认罪案件处理逐步接近法治化,基本形成程序优越、实体跟进的权力驱动型认罪案件处理格局。然而,此种权力驱动型的认罪案件处理既存在程序低效之弊端,也有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未来我国应当对权力驱动型的认罪案件处理模式进行法治化改造,即在制度设计理念上,应遵循体系化处理的原则;在技术路径上,应从程序效率与权利保障两方面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