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及其意义

《黄帝四经》是黄老学的奠基之作,它提倡"道生法",在治道上将"法治"和"德治"融合起来,提炼出"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是理性的化身,终结了先秦的"礼法之争",实现了治道的制衡。《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对战国中后期中国治道精神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子、慎子、荀子、韩非子等都在被影响之列。董子接续了荀子"德主法辅"的治道精神,并将这种治道精神转化成治道实践,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主流的治道模式。但"德主法辅"只能适应封建的农业宗法社会,于现代的商业社会不契合。所以,大力挖掘《黄帝四经》"法主德辅"的治道精神,于当下法治中国构建"法主德辅"的治道模式是大有裨益的。

法主德辅：历史与现实的理怀抉择

本文根据对法律与道德的性质和负面效应的分析，认为依法治国离不开道德关怀，以德治国更需要法律保障。只有将法律与道德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法主德辅”，才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

建设“主德”校训文化的思考

在功利主义的波及影响下，众多高职院校面临“德”和“枝”孰为先的两难选择。以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简要剖析了该校推行“主德”校训文化的现实背景，提出了建设“主德”校训文化的措施和方法。

论实施“法主德辅”治国方略的条件和意义

古代的孔子在谈到治国方略时，曾提出“德主刑辅”，其主要意思在于以道德教化为主，并辅之以体现君主专横的刑。而韩非子则主张“不务德而务法”。①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德法同治”，认为国家应该是架构在“德治”与“法治”这两个车轮上的机器，只有“德治”与“法治”...

“法主德辅”: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实践解读

按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要求,多年来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建立了审判前、审判中及审判后法律和道德相结合的教育机制,采取了不少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举措,在减轻案件剧增的压力、提高服判息诉率、降低诉讼成本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应看到,在取得这些成效的同时也还存在德治过度扩张的倾向,因此,今后必须贯彻法律至上的原则,在此前提下发挥道德的积极作用,创造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

孝道与公正:中西主德之比较

“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条目中最主要的德目。“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公正是西方传统伦理道德条目中最主要的德目。这一中西差异产生于中国传统所秉持的是自然思维,自然思维将血缘关系上的在先性不加批判地上升到逻辑关系上的优先性,而西方伦理学则在希腊、希伯来“两希”传统背景下依靠批判思维建立了广阔的社会联盟和公共语境。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公共生活时代,以个人的血缘关系为中心推衍出来的孝道,虽依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却越发显现其局限性,而公正作为更具公共性的道德,更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今世界的主德。

法主德辅 保护环境——西欧环境保护散记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西欧既然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又是当今世界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那里必然是高楼林立工厂密布,自然生态环境肯定不会很好。然而,一旦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环境与你的想象大相径庭。

论德性观念之源起与“四主德”学说之成型

“四主德”是指古希腊哲学家讨论的四种主要道德,即正义、智慧、勇敢、节制。运用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可以较为清晰地刻画“四主德”学说的生成发展过程。首先,德性观念之发轫。道德观念是人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对具体道德现象的认识。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德性的原初含义是卓越、优秀、高尚、出众,德性的主要含义是道德上的卓越,亦即美德。德性观念在荷马时代萌芽和发生。希腊“七贤”和早期自然哲学家留下的道德箴言已提及四种具体德性。其次,德性概念之界定。概念是理性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道德概念的生成是道德观念的提纯。定义是界定道德概念的手段,有无定义是区分观念和概念的标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努力界定勇敢、智慧、正义、节制这些主要德性,揭示一般德性与具体德性的关系。最后,“四主德”学说之成型。“四主德”是一种学说或理论。“四主德”学说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发轫,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著作中成型,“四主德”是德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柏拉图“节制”与其他“三主德”的关系论析

节制美德是柏拉图美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四主德”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拉图节制美德是正义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智慧显化的手段,也是勇敢得以实现的可能。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对其关注远远不够,对节制美德的排他性认识尚不能达成一致。因此,加强对节制美德的研究尤为重要。

从“德性”到“德能”——马基雅维利对“四主德”的解构与重构

《君主论》第15章所开列的德目表尽管令人困惑,却并非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它对传统"四主德"的回避也不能说明马基雅维利对相关议题的忽略。事实上,马基雅维利不动声色地对经过西塞罗扩充和改造后的"四主德"做了深刻的解构与重构;这项工作连同他在虔敬(信仰)、慷慨、仁慈和信义等问题上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马基雅维利对古典的、中世纪的和人文主义的德性论的全面背离与颠覆,实现了从"德性"到"德能"的转化。"德性的政治化"与"德性的去道德化"表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重在"破旧"而非"立新",建立一种新的现代伦理观与社会-政治理论的工作尚未完成。

“主德”与“偏材”:《人物志》理论主题新探

《人物志》的理论主题是研究帝国领导班子的建设,即从不同角度探讨"主德"(君主)与"偏材"(人臣)在体质、性格、能力和任职方面的差异,以及如何从体貌、言谈、行为等方面鉴别他们。尽管领导班子存在"英雄"型创业人才系统与"中和"型人才系统两种形式,但其领袖人物的素质都是中和均衡,故能以客观公正之心顺应人才规律,无为无不为。《人物志》属于黄老道家管理哲学在人才领域的具体运用,对中国现代人才管理,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论治国方略的创造性转换——从“德主刑辅”到“法主德辅”

中国传统"德主刑辅"思想萌芽于周公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经由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古代思想家的继承、改造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基于传统"德主刑辅"思想的不足并受其思维方式的启发,反思当前学术界的"德法合治"观点,本文提出应当实现治国方略从"德主刑辅"向"法主德辅"的创造性转换。"法主德辅"论主张当代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同时发挥道德对国家治理的辅助作用。"法主德辅"论契合于道德分层理论,其依托的制度背景是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法主德辅"论有助于克服形式法治的局限性,形成现代国家的治理理念。

“德主刑辅”与依法治国

"德主刑辅"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它主张以德礼教化为主,教化无效时再辅之以刑罚,总之,要德刑结合。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德主刑辅"这一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徒法不足以自治",在坚持法治的同时,必须重视道德的作用,要做到法律与道德并举。

四德何以为“一”?——柏拉图《理想国》中德性关系辨析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四主德下了不同的定义,它们分属于城邦或者灵魂的不同部分,因而可以彼此分离。这种看法不仅与柏拉图在早期对话录(尤其是《普罗泰戈拉》)所主张的德性是“一”的观点相违背,而且在文本解释上存在困难。事实上,在柏拉图那里,德性“是什么”的问题不仅可以在定义,也可以在灵魂状态的意义上被理解。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对四主德进行定义,而是在描述它们所指向的灵魂状态。这一状态是同一的,即理智拥有知识、意气坚定执行理性命令、欲望温和平静,整个灵魂和谐一致。尽管智慧本身不需要非理性部分的配合,但从生成角度来看,当人获得智慧时,他的灵魂状态与上述状态无异。

朱熹“主体育德”方法及其对个体修德的启示

道德教育只有成为个体"自主、自觉、自律"的能动行为,才是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德育活动。朱熹是我国古代德育方法集大成者,他在个体修德方面提出的"迁善改过"的自我教育法"、克已省察"的自我反省法、"主敬存养"的自我养性法、"专在人自立志"的意志锻炼法,启迪社会个体在道德修养过程中要"广学博才、严于律已、勤于反思;做到立志与积习并行;并重视自我修身和亲自躬行"。探究朱熹"主体德育"方法,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个体育德,而且对促进我们当前道德教育回归本义具有重要意义。

“主体育德”模式在学校德育中的有效运用

通过对当今学校德育低效现象原因的反思,指出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只有树立“主体育德”的德育理想和建设“主体育德”的德育模式,才是学校德育到达高效的“通途”。

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兼论学校德育的相关问题

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的关系实质上指一种价值信念与价值实践的关系。宗教信仰可以对道德生活准则起“核准”的作用，从而使践行这一准则的道德主体产生神圣体验；宗教信仰使宗教道德主体具有道德信心从而成为一个“自律”的道德主体；宗教系统往往利用全部人类文化成果支撑其特定的道德修养与教育。宗教道德可以分为信德（信仰）、主德（基本道德原则）和具体道德诫命（具体道德规范）等三个不同层次。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宗教道德，就必须对这三个层次做具体分析。从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的关系，宗教道德及其修养。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高校道德教育价值的“知识化”取向探微

道德教育不同于知识教育,它传授的不是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知识,而是培养学生养成一定的道德品质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方式。而高校道德教育中"主知观念"引导下的主知性道德教学虽有其自身合理性,但是就其实践而言负面影响颇多。这种价值取向下的道德教学以客观普遍化的知识割裂了道德教育与现实生活,缩小了道德教育的空间;简化了道德教育与道德养成的过程,脱离了学生心灵层面的需求,导致学生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断层,成为学生"知行脱节"现象诱因之一。高校道德教育应转变主知性教学观念、不断改进与更新教育内容目标与方法,以充分发挥其育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