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汤显祖“主情说”之承继与开拓

以汤显祖为首之晚明临川派主张以情作剧,而清人张坚继承其说,延续临川派主情之观念,强调"以想造情,以情造境",藉由剧作传达情观,以梦入戏,以戏传情,其特色与临川派莫不契合,更有学者将张坚与洪升并列为"临川派之余响"。以汤显祖"主情说"为出发点,论述张坚《玉燕堂四种曲》对"主情"思想理论与创作方法之承继与开拓,冀能由此明晰张坚戏曲理论及其创作之关系。

李调元戏曲主情说窥探

"主情说"是李调元戏曲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一方面,他认为戏曲应该讲究性情,重视情真,但又重情而不唯情,与李白、杨慎等人的性情论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他认为情和于理,主张"达乎情而止乎礼",此论具有浓重的儒家风味;与汤显祖等人的情理观相比,李调元的情理观略有束缚,具有温柔敦厚之美。

由《寄彭民望》到李东阳的主情说

本文由《寄彭民望》一诗引发出对李东阳诗论的评述 ,认为主情说是李东阳诗论的精华所在。李东阳肯定诗歌的抒情功能 ,认为诗贵情思 ,而表达情感的方式为情出自然、情到适度、情和意象。

对古典戏曲理论中主情说的评判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儒家首先注意到了文学艺术的情感因素,但儒家过分强调教化,主张以礼节情,又阻碍着文艺的发展。一些文艺家为了挣脱礼教的束缚,选择情感问题为突破口,标举主情说与教化说相对抗。古典曲论中的主情说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对戏曲创作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局限性,终于走向与教化说的调和。主情说为戏曲创作方法开拓了新路,利用梦幻的形式达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融合。主情说也促进了对戏曲本质认识的深化,把人物塑造提到中心的地位。

张琦“主情”说的提出及其价值和意义

张琦"主情说"是在宋明理学(道学)逐渐占据主流意识的历史情境中提出的,是明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提出"情种"概念,使难以言传的微妙之"情"具有了现实依存的物质基础;它把"情"与现实主体、主体所处环境以及触发情感的对象紧密联结起来,使"情"的生发和存在拥有更多的合理性,从而使"真情""至情"从令人向往的凌空高韬的"理想",转变为形象而具体的人生体验的"对象"。张琦的"主情说"不仅是对汤显祖等人"有情说"的补充和发展,更是一种创造,它通过"情种"这一作为现实主体的"人",将人所构建的充满规范、秩序和法则的"现实世界"与人所追求和创造的"精神世界",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消解了"有情世界"与"有理世界""有法世界"二元对立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圆融有机的统一体,一个可以使人"诗意"地安居、和谐有序的"艺术世界"。

论戏曲家尤侗的文学主张

戏曲家尤侗在诗学、文论和词学的广阔领域提出了系统的文学主张。关于文学发展,他既主张文学通变,又强调文学联系;针对文学创作本体,他从主旨表达的角度提出了主情说,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提出了泄愤说,从作品风格的角度提出了贵静说与自然说;对于文学家的态度、素养和创作条件,他分别提出了有美毕收、兼才和达而后工等重要主张。尤侗从文学史论、创作论、作家论的三维视角建立了其论题丰富、逻辑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

情绪的高涨与诗美的失落——郭沫若诗歌创作得失谈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由体诗歌的出现,一举结束了早期新诗文白参半的稚拙局面。在具体的创作中,郭沫若主张"形式的绝端自由"、"感情绝端的流露",其结果是在获得一种"狂暴的技巧"的同时也失去了诗歌现代性的深层表现的朦胧美。探寻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得与失,对当今日益衰微的新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江湜诗歌理论主张

江论述其诗歌主张的诗作主要有两篇,虽然不多,然而结合他的诗歌创作,亦可以了解其诗歌理论主张——"主情说"的诗歌本体论,"真、创新、从俗"的诗歌创作方法以及"妙悟说"的诗歌发生学理论,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诗歌理论付诸实践。除了受到传统诗歌理论和同时代诗人诗歌理论的影响之外,江的诗歌理论还明显地受到了禅宗的影响。从诗歌理论史的角度上看,江的诗歌理论与其同时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交相辉映,共同促进近代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的发展和转变。

论郁达夫文艺观对传统诗学的认同及转化

关于郁达夫的影响研究，学术界对郁氏受西方浪漫主义和日本文学影响的探讨较多，而就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于郁达夫，则一直是郁达夫研究的薄弱环节。特别是从郁达夫文艺观形成和建立的实际情况里，探究和辨析出传统诗学（尤其晚唐、元、明、清几个时期的诗学理论）在其间的潜...

中国古典戏剧学的历史分期与理论框架

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中,戏剧是成熟较晚的一种。但其起源,却可以追溯到上古歌舞、巫觋俳优。与戏剧艺术发展的这种轨迹大体相应,中国古典戏剧学也可以说是酝酿甚早而成熟较迟。如果把从先秦到宋代的酝酿时期不正式计算在内,那么中国古典戏剧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元代后期到明代前期为确立时期,从明代中叶到清初为繁荣时期,从清代中叶到清末民初为总结时期。这三个时期的跨度大约各为二百年。

戏剧功能浅论

自古以来,对戏剧的功能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即戏剧的教化功能,娱乐功能和主情功能。中国古典剧论主张描写情理合一的生活,即:戏剧承担着维护生活理想和社会秩序的功用。这一精神与儒家思想相关。本文对戏剧的三种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分析探讨。

汤显祖的哲学思考

汤显祖生活于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哲学上却是一个思考的时代。汤显祖不是一位哲学家,既没有系统的哲学论著,也未构成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却是一位极富于哲学思考兴趣的文学家、戏剧家。面对时代意识的巨大变异,汤显祖一生都在进行着哲学思考,并力图付诸他的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他的戏剧创作不仅受到了他的哲学思想的指导,而且是他进行哲学思考的继续和深化。因此,考察汤显祖的哲学思考,对于认识《临川四梦》的立意主旨和艺术奥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汤显祖的哲学思考中,关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探讨并不太多,但他对于人性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却是终身不懈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情”的理论,其主情的思想倾向实际上与中晚明人性解放的哲学思潮是一致的。不过。

汤沈之争及“双美”的可能性

晚明剧坛汤显祖和沈璟的论争,不仅是格律与文采之争,更是古今、雅俗之争。吕天成提出了兼顾思想与形式的"双美"说,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如果戏剧创作者能够深入民间,深入舞台,多借鉴生活语言和舞台经验,并且大胆变通而不墨守成规,则"双美"的实现是可能的。

李清照词在晚明清初时的地位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著名女作家,她能诗擅文,尤精于词。李清照在词史上的经典地位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宋元及明初、明中时期她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晚明清初时因为当时的词学主情说和才女文化的发展,李清照作为词人被关注,被认为是才女中的翘楚,而且可以与秦观、周邦彦等男性文人相匹敌,并被尊为"词之正宗"、"词家大宗",从边缘地位人物上升到中心人物之一,成为经典作家。

从《春波影》看徐士俊的戏曲观——兼与卓人月比较

明末清初文人徐士俊一生文学创作颇丰,诗、词、文、曲等创作成绩斐然,特别是杂剧《春波影》问世后,产生很大反响。《春波影》体现了徐士俊“主情说”与“悲怨说”的戏曲观。其“主情说”提倡抒写真情,将摹写真情融入戏曲创作中。“悲怨说”则是深受好友卓人月影响。徐士俊通过作品主题、关注人物内心变化、故事模式及故事结局,实践卓人月的“悲怨”曲论。徐士俊与卓人月有着共同的戏曲观念,即“主情”,徐、卓二人“悲怨”的戏曲观既存在相同之处,亦同中有异。从《春波影》看徐士俊的戏曲观,有利于深化对徐士俊戏曲思想的认识,对于了解明末清初文人的戏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郭沫若早期诗论初探

一 郭沫若早期诗论的核心是主情说。他说:诗的本质专在抒情。他把感情的作用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阐发的。他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感情本身,有了感情,即使“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这样,郭沫若就认为感情是灵魂,是实质,至于“诗”,只是感情的某种表现形式。郭沫若的这一提法确实是抓住了本质,抓住了特点。

“临川”成“派”之探讨

"临川派"是否成立,是学术界争论不断的问题。与现代"流派"概念及标准相比,对中国古代"流派"的定义更强调内在审美风格的共通性。以此观"临川",故能称之为"派"。其成派原因,一是以"味"成派,派内十一位戏曲家在理论与创作上存在"主情说"与对"意趣神色"审美精神的追求这两方面的共通性,形成了共同的内在底蕴与审美风格;二是"临川派"与"吴江派"相互映照而存在;三是戏曲家们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取消流派。

李梦阳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亦作崆峒,陕西庆阳(今甘肃庆阳县)人,明中期文学家。明代"前七子"之首,文学复古运动的核心人物。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理学风气对文坛的负面影响。倡导"主情说",认为庶民诗比文人诗更有价值,提出"真诗乃在民间。"抨击诗歌中的"主理"现象,以为宋诗"主理不主调",使得"人不复知诗"。

明代戏曲的社会功能论

明代曲论关于戏曲功能的论述很丰富。明代曲论家基于对戏剧性质、特征的认识,注重对戏剧价值的估量和对戏剧本质的探讨,简言之,即对戏曲的社会功能作出不同的解释,归纳起来,可分为四种说法:教化说、主情说、讽谏说和娱乐说。下面试分别给予简要论述。 (一)教化说 教化说是指戏曲具有教育感化观众,从而维护社会秩序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功能。教化说,源于先秦孔子的儒家文艺思想,《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教化说的中心是强调文学艺术为政治教化服务。既然戏曲同诗歌一样具有教育感化人,激发审美感受的作用,那么,把戏曲作为安邦治国的工具,主张戏曲创作应为维护封建道德和封建统治服务,正是传统诗教中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的儒家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