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主政官员个体特征、成长轨迹与腐败的关联性研究——基于近20年的150个腐败案例

文章基于县域的特殊情境,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架构,重塑县域分析框架,探寻县域主政官员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梳理150个县域主政官员腐败案例,形成落马县域官员完备的变量体系,进而深入探究县委书记、县长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上,官员的学历、资历与腐败金额具有正相关性,部分有家庭成员参与腐败的官员更容易产生严重的腐败;落马方式中,中央巡视组监督效果大于纪委查处及群众监督,省委巡视组监督效果相对最弱;任职经历中,腐败金额与“贫困县”“秘书”经历无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与“教师”经历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腐败金额与任职时长无显著的线性关系。

主政官员更替、不确定性与外资利用

外资利用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并受制于地方政府及其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利用省级层面数据,考察省级主政官员(省委书记、省长)更替所致不确定性对外资利用水平的影响,从官员更替视角探究变动中的地方政府和主政官员如何影响辖区外资利用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未更替年,主政官员更替当年所致不确定性使辖区外资利用水平显著降低。且相比独资型,合资型和合作型外资利用水平显著更受主政官员更替所致不确定性的负向影响。基于主政官员更替特征衡量不确定性程度的研究发现,主政官员更替所致不确定性程度越大,外资利用水平越低。

全国省级主政官员个体特征的治理效能表现研究——基于高阶理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1992年~2019年全国省委书记和省长个体特征信息和治理效能表现(辖区经济增长)的资料,构造逐年观察值的面板资料,考察其个体特征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关系。在控制了区域效应和时间效应后,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个体特征(年龄、教育水平、任期)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官员年龄和任期均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倒U形关系,且教育水平越高的官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在近年逐渐显露出来。拥有继续教育培训经历的省委书记、省长所在的省有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省级主政官员继续教育并非是形式化学习。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最佳任期是4.48年。这些研究发现为我国遴选和晋升省级主政官员提供参考。

地方主政官员特质、制度质量与腐败治理力度——基于2007—2019年全国31个省份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腐败的成因和具体表现更加复杂,需要加强常态化的腐败治理机制建设以巩固我国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成果,深化标本兼治。通过对2007—2019年全国31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地方主政官员的任职时间、升任方式与腐败治理力度相关性较强;地方制度质量水平既与腐败治理力度呈正相关关系,也能够正向调节地方主政官员个人特质对腐败治理力度的影响。推动腐败治理机制建设,应继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加强政府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构建有利于腐败治理的制度体系;完善干部人事制度,不断优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注重加强制度质量,提高制度化水平。

清前期福宁主政官员的地方治理

本文以福宁府区域为考察范围,梳理出清前期福宁主政官员对该地方的治理情况,讨论其治理特点、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顺治至康熙时期,主政官员的治理不显,这与当时整体大环境的动荡有关。雍正时期治理成效方才初显,乾隆时期则取得长足进步。

经济绩效是主政官员晋升的最关键指标吗？——基于经济特区2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1992-2018年间的五大经济特区主政官员晋升信息和相应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1)对于经济特区主政官员而言,其任职期间内的经济绩效往往比其他要素更能决定其晋升与否,这就对"关系论"进行了有力回击,证实了中国现行官员晋升体系在国家治理上的有效性(;2)拥有上级政府任职经历的地方主政官员在政治升迁方面的表现较为理想。可能的解释是对上级绩效期待的回应性较强、完成易被上级感知的特定任务和能够有效汲取到所在层级之上的资源,利于绩效的呈现;(3)晋升激励的时间空档与晋升与否的稳定预期带来了官员动力的衰退。新时代中国面临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型和供给侧的经济结构调整,应通过晋升的指标结构调整促成主政官员对新时代、新理念的主体适应,另需进行相关制度的设计来打破晋升激励的时间空档和晋升与否的稳定预期所带来的"庸政"、"怠政"和"懒政"现象。

政治冲击、制度效率与企业创新——来自主政官员更替的证据

将政治冲击、制度效率与企业创新纳入统一框架,选取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主政官员更替所产生的政治冲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制度效率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主政官员更替所产生的政治冲击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力度,而较高的制度效率(市场化和法制化水平)可以有效强化该促进作用;政治冲击程度越高,促进作用就越强;国有产权性质会弱化这种促进作用,而民营企业会通过加快内生增长、加强自主创新应对政治冲击。

官员晋升激励会影响政府回应性么?——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大数据分析

【问题】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得到充分讨论。那么,官员晋升激励是否也会影响政府回应性呢?【方法】基于2018年北京市172.5万余条12345市民来电大数据和28.1万余条政府回访大数据,从回应时长、联系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四个维度对基层政府回应市民诉求的模式进行多维测量,进而结合街乡镇和区两级主政官员的晋升履历编码数据,进行多组OLS回归分析。【发现】(1)政府回应性包括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2)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譬如年龄、特殊工作经历和晋升路径,均对政府回应性产生显著影响。(3)不同层级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性的面向和机理存在差异,街乡镇政府更倾向程序性回应而区政府更倾向实质性回应。【贡献】本文拓展了既有研究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发现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在科层制内部同样为政府回应性提供动力,且形成了“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社会”的特殊性三元作用机制。

基于DMSP/OLS夜光遥感影像的城市扩张政策驱动因素分析

城市扩张的速度和方向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利用夜光遥感进行城市扩张驱动力成因分析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采用DMSP卫星所获取的年平均中国区域夜光影像数据,首先对1992—2012年共21年的时序夜光影像进行相对辐射定标;其次通过经验阈值法进行城市建成区面积提取,并通过Landsat影像进行精度验证;最后引入计量经济模型,以地级市主政官员政治周期为解释变量,对全国1992—2012年地级市扩张的政策驱动力因素进行了归因分析。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地级市主政官员政治周期的更替对城市扩张方向存在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