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主权主体论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催生数据主权,深刻影响国家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治理实践。出于管辖、隐私和商业利益等因素考量,现有研究分别提出了国家、个人和企业三类数据主权归属主体,模糊了国家作为唯一主权者的权威身份。通过追溯历史、分析现状可以发现,个人与企业不可能成为数据主权的行使主体,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可用个人信息权利、企业数据权利等制度安排以蔽之,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内容上讲,都不属于数据主权的范畴。对于个人而言,其主权主张滥觞于信息自决权,且个人缺乏对海量数据的掌控能力,个人作为数据的产生者并非理所当然是数据的所有者和主权者;对于企业而言,其因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获取的数据权力使之仅处于支配地位而非法律地位,更不能将其提升至主权地位,企业依旧是被监管者。事实上,自博丹以来的主权学说和国家间主权实践确立了国家不可动摇的主权者地位,在虚拟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主权责任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受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赋能的多元主体作用的提升并未侵蚀主权,相反,国家数据主权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增强。

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表1。参考文献50。

金融制裁是否遏制了主权财富基金对俄投资?——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主权财富基金是一类特殊的国际投资主体,与政府联系紧密,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与战略影响决定了其在金融制裁中更易触发制裁国的关注。本文分析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以及金融制裁遏制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合成控制法量化评估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对俄罗斯吸引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14年以来的金融制裁使俄罗斯年均损失超过36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流量,该规模达到制裁前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投资年度峰值的84%;而且制裁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以上结果证明,美西方国家实施的金融制裁比较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主权财富基金对俄罗斯的投资,从而对俄罗斯构成经济孤立的压力。在当前金融制裁愈演愈烈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未来对俄罗斯投资以及与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投资的行为将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应当及早做好预案,防范美西方国家的连带制裁。

主权视角下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构建——基于压电式理论

重要数据治理是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建设国家数据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而我国的重要数据治理工作起步较晚,亟需结合国际经验,构建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数据治理能力。通过调研国内外重要数据治理相关理论与政策法规,总结欧美重要数据治理模式,分析我国重要数据治理进展,提出我国重要数据治理中存在的事前、事中、事后风险;在数据主权视角下,构建覆盖重要数据全生命周期、多主体参与的基于压电式理论的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提出事前监测、事中响应、事后反馈的重要数据闭环治理链路。

数据主权视阈下我国数据出境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数据大规模出境已成常态。为防范和应对数据出境中出现的侵害一国公民隐私、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各类风险事件,各国纷纷援引“数据主权”对之施以规制。其中,欧盟“以地理区域为基准”和美国“以组织机构为基准”这两种规制路径最为典型。前者重数据隐私之保护,偏向严格和保守;后者重数据价值之利用,趋于自由和激进。两者虽取向不一,但都在传统属人和属地管辖基础上引入了效果管辖原则,创设了数据立法的域外适用。我国目前也在主权语境下形成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足鼎立的数据规制体系,但其中涉及数据出境的规则条款仍显简单与粗糙,亟须微观上细化完善。同时,宏观上我国对外也应重视数据主权行使的整体考量,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先导,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积极推动双多边数据跨境合作规则的达成,从而内外兼修,构建一个既能维护我国数据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数据产业全面发展的数据出境规制体系。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教学自主权对中小学教师教科研动机的影响研究

中小学教师进行教科研有利于其深入教育情境并审视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和优势,提升其教学水平和管理效率。教师教学自主权对调动其教科研积极性有重要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法,以398位中小学教师为调研对象,考察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对其教科研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小学教师的课程自主权水平高于一般教学自主权水平,教师从事教科研活动表现出的内部动机大于外部动机;中小学教师教学自主权及其各维度与教科研动机及其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一般教学自主权对教科研动机及教科研外部动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课程自主权对教科研内部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一般教学自主权和课程自主权均对教科研动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因此,要明确中小学教师的教科研与专业发展的关系,充分赋予教师教学自主权,激发教师教科研动机,促进教师真正参与教科研。

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自主权对技术转移效果的影响

针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转化动力不足、转化能力较弱、决策效率低下的现实问题,研究讨论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自主权对技术转移效果的影响,发现拥有自主权的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可以通过更加灵活的选人用人机制、更加充分的科技成果裁量权和决策权对技术转移产生积极影响,区域技术市场发达程度和区域科技成果供给活跃程度会影响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自主权与技术转移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为探索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在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提供改革启示。

相互依赖的主权——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

网络空间主权争论已久,主权否定论被驳斥,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国家主权得到普遍认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受到互联网无边界性、多中心性以及互联互通性的冲击,以领土为中心的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内日渐式微。相互依赖的主权具有国际交往的多主体化、政府关注问题的无等级化以及解决问题的弱军事化的特征,这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在属性具有高度适配性,因此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相互依赖主权下的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各国在行使主权时要恪守谦抑性原则,允许数据自由跨境流动,各国应积极凭借国际组织的平台与他国达成多边协定,对网络空间进行区域协同共治。

数据主权视阈下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及中国因应

“业务目的数据跨境”与“执法司法目的数据跨境”的互动关系使得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呈现出分治和协同并存的特征,美国“长臂管辖”和欧盟“充分性判定”的规制模式均忽略了该特征,造成数据跨境监管协作不充分,发达国家实际上掌握着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话语权。鉴于此,文章以数据主权为视角,梳理了中国数据跨境流动治理的基本思路,剖析各国数据主权战略对两类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的影响及动因,旨在寻找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共同关切。以此为依据,文章从规则体系与实施路径两个层面提出了构建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合作的中国方案。

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下的主权债务与自然互换:发展趋势、演变动因及运用建议

主权债务与自然互换是一种债务互换机制,债权人通过减免部分债务换取债务国当地的环境保护项目。伴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该机制呈现出法律关系复杂、互换合意难度降低、债务减免和环保金额增加等特点。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不可持续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需求、主权债务重组规则的变化以及国际绿(蓝)色金融原则的发展对该机制的演变会产生影响。主权债务与自然互换面临着透明度建设、规则的双重适用和提升主权债券评级的风险等挑战。中国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思想,推动国际债务治理规则更新,助力绿(蓝)色金融规则的国际化,并寻求主权债务与自然互换的改进,以妥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非洲主权债务风险演进与突破

梳理非洲国家主权债务风险积聚领域、把握主权债务演化进程,是推进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打破中非贸易投资壁垒、突破中非主权债务困境的必由之路。随着中非合作的深入发展,双方在政治互信、经贸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联系日益紧密,为中非实现长期互惠互利、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第八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非合作的“三大愿景”“九项工程”,明确指出要开拓中非合作的新局面,需不断扩大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投资规模。然而,在世界经济周期下行、新冠疫情冲击、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等不利因素影响下,许多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遭受了较大冲击。

美国冻结和处分俄罗斯主权资产的法律路径与挑战

俄乌冲突已持续两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提供的外国援助是乌克兰获得财政资源的最直接的方式。随着对乌援助在国内外面临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不断增大,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拉拢盟友一起冻结和处分俄罗斯的海外主权资产,将之用于协助乌克兰应对冲突和战后重建,成为美国当前最为中意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正在积极研究论证实施该方案的现有法律和政策路径,试图从法理、国内法、司法判例和国际法中发掘充分的法律依据,甚至酝酿推出转移俄罗斯海外主权资产的强制性法案,意图以所谓的“合法手段”达成目的。美国此举的本质是以法律战打经济战,将冻结和处分外国主权资产的手段合法化、正当化,这不仅会伤害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还会对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基于数据主权视角的全球治理机制建构——挑战、导向与路径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深度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在全球范围的流通和使用催生出了全球数据治理问题。各国在处理数据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数据主权观念,但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主权定义。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美国、欧盟、中国等纷纷在数据主权保护领域开展了探索。而全球范围内数据治理机制的缺失给全球数据治理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作为公共管理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领域,如何构建数据主权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一系统性工程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从合法性、有效性和适应性角度探讨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治理机制的构建问题符合数据主权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构建要求。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本文认为世界各国和其他治理主体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大国协调治理机制建设,引入多元合作机制,探索数据治理领域的“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探索“以数据治理数据”的路径等。

网络结构自主权的前因、后果及作用条件研究

网络结构自主权是最初由Burt在结构洞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用于描述“网络结构空间与行动自由”的概念,但并未像结构洞概念一样在战略和创新领域引起足够重视。基于整合关系内容与关系结构双层面分析视角,本研究尝试将结构自主权引入到关系强度-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路径中,同时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整个路径的调节作用,即构建并验证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发现:(1)关系强度积极影响网络结构自主权和商业模式创新;(2)网络结构自主权在关系强度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网络结构自主权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并对“关系强度-结构自主权-商业模式创新”整条路径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对结构自主权概念的认识与关注,推动网络结构自主权研究,也能够为解决“网络行动空间是否影响创新”和“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等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数字主权安全的理论内涵、现实挑战与应对路径

数字主权指国家对数字空间的最高统治权,数字主权安全指国家数字主权不受侵害,以国家在数字领域的管辖权、独立权、平等权及防卫权不受侵害为标志,由数字事务管辖能力、数字规则主导能力及数字防卫能力来保障。当前国家数字主权安全面临着三大挑战:一国扩展数字主权对他国数字主权的削弱、数字平台实施技术垄断对国家数字主权的威胁和个人不当运用数字技术对国家数字主权的弱化。国家应对数字主权安全挑战的路径是:加强国家数字能力建设,以因应他国数字主权扩展;秉持国家安全至上理念,以规制数字平台垄断行为;坚持全球合作原则,以价值共识导引个人数字技术运用。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类型及其比较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它意味着打破帝国的一统天下,在建立和捍卫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与外部世界进行切割;对内,它意味着打破多元多样而等级分明的帝国王朝格局,致力于国家的单一同质性建构。主权国家迄今为止的一体化建构大体包含宗教/君主国家、族裔/民族国家和人民/公民国家等不同类型,相应地出现过同化/融合、切割/排他、混合直至包容共生的各种一体化政策与实践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一体化实践中出现的这些纵向演进过程,及其在横向上不同地区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实践,是“微分”与“积分”的辨证原理在国家及其民族结构关系上的一种体现,既是主权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在纵向与横向上的不断叠加和相互继承,并不断扬弃过程的写照,也将继续谱写面向包容共生未来的人类一体化演进史。

“双目标”主权理论创新与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改革

当前各国数据跨境治理政策正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而出现新变化,传统理论不足以对此做出充分回应,探索政策变化背后的理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各国数据跨境治理政策在控制风险和促进发展两个目标间选择与切换现象,其本质是政策实践者界定数据主权内涵并付诸政策实施的问题探索过程。不同于传统主权理论强调基于特定地理边界范围的控制与管理权力,立足于数据流动性、外部性并因而具有关联性的特征,本文提出数据主权应致力于实现本国利益和他者利益协同的“双目标”理论创新,其关键在于探索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这具体体现在监管合作、制度一致化和软法之治等三个方面。基于双目标数据主权理论创新,本文进一步对中国数据跨境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三点建议,分别聚焦数据分级分类治理、数字技术治理、数字产品或服务治理等。

《主权自我》:艺术家主权的延展与审美自律新解

在社会介入式艺术中,艺术家的创作常常超出艺术体制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审美自律也随之改变。格兰特·凯斯特基于艺术家自身主权的不断转换,论述18世纪到20世纪末艺术自律的可延展性。他将审美自律连接于社会政治话语,指出审美自律不应从划分主体实践边界的空间性方面来理解,而是需要转向时间性,观察艺术家如何调配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