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履责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在“绿色复苏”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了ESG履责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两个视角分析了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ESG履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和减少代理问题三条渠道实现。此外,ESG履责对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金融发展水平和信息透明度越低以及高管薪酬激励越少的企业中更为凸显。

房地产企业流动性风险的成因与治理路径研究——基于恒大集团债务违约事件

2023年7月17日恒大集团公布的年报显示,恒大集团资产总额为18383.38亿元,而负债总额达24374.12亿元,高杠杆融资导致严重的资不抵债,引起社会对房地产企业融资风险管理和债务违约问题的广泛关注与担忧。文章首先以恒大债务违约事件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恒大集团债务违约背景、债务违约过程以及事件的影响;之后,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两方面分析我国房地产企业流动性风险成因及其影响机理;最后,针对性提出房地产企业应集中精力发展核心业务、完善融资风险管理、健全公司运行制度和监管机构应加强市场风险监测等治理对策。研究对我国监管机构和房地产企业发展具有理论参考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国有资本参股与民企债务违约风险

文章以2014—2022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资本参股能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国有资本参股所产生的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是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两条重要机制;当民企不存在政治关联、与国有资本来源地一致时,国有资本参股对被参股民企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显著。

集团内部权力配置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基于权力细分视角

文章以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集团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权力细分视角,分析财权、经营权及人事权配置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集团内部财权、经营权集中配置及人事权分散配置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和发挥治理效应能够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权集中与人事权分散配置、经营权集中与人事权分散配置、财权和经营权集中与人事权分散配置协同,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价值效应考察发现,财权、经营权集中配置及人事权分散配置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效应能够提升企业价值。集团化企业应重视并探索权力集中配置的治理优势,优化组织结构,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科技金融、盈利不稳定性与高科技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文章选取2012—2021年高科技企业,构建了地区科技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科技金融对高科技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盈利不稳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科技金融发展对高科技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一抑制作用仅在政府型科技金融和银行型科技金融中成立,资本市场科技金融不存在抑制效果。科技金融通过提升高科技企业盈利水平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但融资约束的中介路径不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不稳定性越强的高科技企业,科技金融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弱。

企业短贷长投与债务违约风险——基于金融科技视角

文章以我国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进行短贷长投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金融科技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短贷长投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第二,金融科技能够弱化短贷长投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第三,企业短贷长投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债务融资成本进而影响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第四,金融科技对于短贷长投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明显;而在市场化高的地区,金融科技更能发挥其缓解作用。研究成果为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深化了企业的短贷长投与债务违约风险关系的结论,对于引导企业合理制定投融资策略、发挥金融科技优势和减少债务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逆向混改”能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

以2008-2022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有股权参股是否以及如何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权参股能够有效抑制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发现,国有股权参股通过提供资源支持、发挥治理效应和防范内部风险来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严重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较差时,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以“逆向混改”为切入点,探究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拓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经济后果,为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

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风险之一,如何有效防控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立足于民营企业,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探究国有资本参股能否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结果发现,国有资本在民营企业中能够发挥资源支持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改善短贷长投策略和抑制民营资本无序多元化扩张,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检验发现,与其他企业相比,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在中小民营企业和位于亲清政商关系更好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另外,当企业面临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也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不仅对国有资本参股和民营企业债务违约的相关文献形成有益补充,而且对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重大金融风险提供决策依据和启示。

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能够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声誉,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方面的责任履行均能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时,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ESG表现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赋能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举措。笔者采用2009~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该作用在实践技术应用层面表现更强;第二,从机制路径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影响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产生抑制作用;第三,通过替换核心变量、变更样本期、倾向得分匹配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此结论依然成立。文章对我国A股上市企业实施数字化的实践研究进行了丰富与扩展,有助于深化理解数字化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并为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提供了新的视角。

“把薪助火”还是“杜渐防萌”:税收征管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税收征管变革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企业决策行为与生产经营活动。税收征管既可能预防和减缓企业债务违约压力,也存在加剧债务违约的风险。鉴于此,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机制检验发现,税收征管通过提高企业纳税遵从度、优化资金配置结构,进而有效缓解了债务违约风险,但它并不会弱化减税降费政策的惠企初衷;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促进税收征管强度对企业债务违约的抑制作用。拓展性分析表明,税收征管力度的增强源自“金税三期”“国地税合并”改革等政策合力;税收征管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有助于提升其主业业绩水平。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进税收改革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减轻企业主体负担,提振实体活力,稳定经济提供了实践依据。

国有股权参股有利于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吗

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问题凸显,国有股权参股为化解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文选取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民营控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国有股权参股对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国有股权参股能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并可以通过提升企业ESG表现进而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国有股权参股、企业ESG表现和债务违约风险三者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当处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或董监高具有金融背景时,国有股权参股降低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

连锁股东能否抑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文章以2013—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连锁股东能有效抑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优化公司治理。(2)连锁股东通过数字化转型这一途径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4)分析师关注在连锁股东和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文章丰富了连锁股东、数字化转型等相关文献,为助力企业规范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大数据文本分析技术,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提取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度量数字化转型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对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2)在管理层持股比例较低的样本中,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如何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参考,并为企业推动数字化建设和防范债务违约风险提供借鉴。

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债务违约事件频发。为了更好地稳定金融市场,本文以长三角地区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金融科技视角探索其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能够显著抑制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提升,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和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表现更佳。本文的研究丰富了金融科技对微观企业经济效应的认识,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规范企业健康运营和稳定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债务违约风险

文章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手工搜集的上市公司债务违约诉讼数据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进行度量,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盈利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研究内容为中国通过普惠金融创新优化金融环境,稳定金融市场提供证据支持,为中国金融创新以及企业风险防范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社会责任、财务宽裕、数字化转型与债务违约风险——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文章基于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有效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财务宽裕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高污染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对财务宽裕的影响作用更大;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更显著,而衰退期企业不显著。

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选取201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以往文献选取可能影响债务违约风险的变量进行研究。主要的研究结果表明基本财务指标、股权结构、产品市场竞争、股价同步性均对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股权质押、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利息保障倍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运用主成分分析将因子重新归为4类,并基于行业对影响因素进行K-均值聚类。所用的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检验、独立样本均值t检验、线性回归分析、因子分析、K-均值聚类分析。

数字金融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基础,旨在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有效的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且在替换解释变量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阶段,其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和金融资源错配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债务违约的影响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基于以上结果,本文提出了在数字金融背景下,如何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相关建议。

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以2011-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生命周期在ESG表现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中具有调节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缓解作用,而衰退期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