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自主权在我国的公法确认与保障——以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经营自主权的权利观念和实践始于改革开放,经营自主权与改革、开放及三十年来的法制建设均密切关联,历经了从国家政策到私法再到公法确认与保障的过程。经营自主权的公法保障,虽已取得一些成绩但更暴露出诸多问题。对此,应以财产权利取代经营自主权作为公民经济权利保障的主流,有关公法制度本身也需进一步完善以适应经济权利保障的要求。

南海——主权在我,寸“水”必争

【话题引入】 近来，一度平静的南海，波谲云诡，纷争迭起。以东盟五国为基础，越南、菲律宾两围为前锋，美国为其幕后支撑，集体向我国发难。菲律宾更是肆无忌惮，不仅拿掉了中国界碑，还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不仅如此，美国和越南等国的关系也暖昧至极。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化。一时间，网络上有关“南海争端”的争论更是不断，有主张继续“韬光养晦”的，有主张立即“亮剑”的。南海为何会成为地区热点？面对南海争端这个困局，我们这个东方大国又该做何考量？作为高中生，我们也应该关注国家大事，为这一争端的解决出谋划策。

主权视角下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构建——基于压电式理论

重要数据治理是维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建设国家数据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而我国的重要数据治理工作起步较晚,亟需结合国际经验,构建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数据治理能力。通过调研国内外重要数据治理相关理论与政策法规,总结欧美重要数据治理模式,分析我国重要数据治理进展,提出我国重要数据治理中存在的事前、事中、事后风险;在数据主权视角下,构建覆盖重要数据全生命周期、多主体参与的基于压电式理论的重要数据治理体系,提出事前监测、事中响应、事后反馈的重要数据闭环治理链路。

数据主权视阈下我国数据出境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数据大规模出境已成常态。为防范和应对数据出境中出现的侵害一国公民隐私、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各类风险事件,各国纷纷援引“数据主权”对之施以规制。其中,欧盟“以地理区域为基准”和美国“以组织机构为基准”这两种规制路径最为典型。前者重数据隐私之保护,偏向严格和保守;后者重数据价值之利用,趋于自由和激进。两者虽取向不一,但都在传统属人和属地管辖基础上引入了效果管辖原则,创设了数据立法的域外适用。我国目前也在主权语境下形成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足鼎立的数据规制体系,但其中涉及数据出境的规则条款仍显简单与粗糙,亟须微观上细化完善。同时,宏观上我国对外也应重视数据主权行使的整体考量,以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先导,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积极推动双多边数据跨境合作规则的达成,从而内外兼修,构建一个既能维护我国数据主权利益,又能促进数据产业全面发展的数据出境规制体系。

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原因探析

国际人权条约内容大部分涉及历来被国家视为其内部事务的“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缔约国义务。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至今,联合国已经先后确立了九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几乎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至少批准了一部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此外,八成的成员国已经批准四部以上。现代政府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内部动因。而国家融入国际社会程度的加深增加了国家批准人权条约的规范压力,政治权力的诱导、经济利益的驱使和国家社会化的推动构成主权国家接受国际人权标准的外部诱因。国家在主权范围内具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和使命,国际人权标准与主权国家的历史使命具有一致性。

数据主权主体论

数字经济飞速发展催生数据主权,深刻影响国家数据安全和全球数据治理实践。出于管辖、隐私和商业利益等因素考量,现有研究分别提出了国家、个人和企业三类数据主权归属主体,模糊了国家作为唯一主权者的权威身份。通过追溯历史、分析现状可以发现,个人与企业不可能成为数据主权的行使主体,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诉求可用个人信息权利、企业数据权利等制度安排以蔽之,无论从性质上还是内容上讲,都不属于数据主权的范畴。对于个人而言,其主权主张滥觞于信息自决权,且个人缺乏对海量数据的掌控能力,个人作为数据的产生者并非理所当然是数据的所有者和主权者;对于企业而言,其因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获取的数据权力使之仅处于支配地位而非法律地位,更不能将其提升至主权地位,企业依旧是被监管者。事实上,自博丹以来的主权学说和国家间主权实践确立了国家不可动摇的主权者地位,在虚拟空间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主权责任只有国家能够承担,受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赋能的多元主体作用的提升并未侵蚀主权,相反,国家数据主权在应对新问题、新挑战的过程中获得了增强。

教学自主权对中小学教师教科研动机的影响研究

中小学教师进行教科研有利于其深入教育情境并审视自己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不足和优势,提升其教学水平和管理效率。教师教学自主权对调动其教科研积极性有重要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法,以398位中小学教师为调研对象,考察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对其教科研动机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小学教师的课程自主权水平高于一般教学自主权水平,教师从事教科研活动表现出的内部动机大于外部动机;中小学教师教学自主权及其各维度与教科研动机及其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一般教学自主权对教科研动机及教科研外部动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课程自主权对教科研内部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一般教学自主权和课程自主权均对教科研动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因此,要明确中小学教师的教科研与专业发展的关系,充分赋予教师教学自主权,激发教师教科研动机,促进教师真正参与教科研。

数据主权视野下平台治理的动力逻辑、模式选择与重构路径

随着互联网技术深入变革与数据资源重要性急速提升,网络平台迅猛发展,提升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便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引致了多种政治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数据赋能的权力结构变迁中,市场权力向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平台流动,平台权力兴起。平台权力挑战了国家数据主权的身份与权威,对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数据安全产生深刻影响。现行的政府外部强制性监管、平台内部审视性自治和官民合作协同性治理的平台治理模式在主体与工具方面均存在缺陷,难以回应数据主权视野下的治理诉求,亟需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以应对权力转移带来的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变化。应当以数据主权为原则嵌入国家安全与主权权威的治理理念,以主权权能让渡为工具增强平台开展合法性自治的能力,同时培养以社会责任为引导的平台行为,兼顾政府监管与平台自我规制,搭建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与以平台权力为中心的平台规则的良性互动框架,追求主权安全、权责平衡、充满活力、制度正义的平台善治模式。表1。参考文献50。

相互依赖的主权——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

网络空间主权争论已久,主权否定论被驳斥,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国家主权得到普遍认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受到互联网无边界性、多中心性以及互联互通性的冲击,以领土为中心的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内日渐式微。相互依赖的主权具有国际交往的多主体化、政府关注问题的无等级化以及解决问题的弱军事化的特征,这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在属性具有高度适配性,因此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应然之道。相互依赖主权下的网络空间治理应坚持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各国在行使主权时要恪守谦抑性原则,允许数据自由跨境流动,各国应积极凭借国际组织的平台与他国达成多边协定,对网络空间进行区域协同共治。

美国冻结和处分俄罗斯主权资产的法律路径与挑战

俄乌冲突已持续两年,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提供的外国援助是乌克兰获得财政资源的最直接的方式。随着对乌援助在国内外面临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不断增大,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拉拢盟友一起冻结和处分俄罗斯的海外主权资产,将之用于协助乌克兰应对冲突和战后重建,成为美国当前最为中意的方案。美国的决策者正在积极研究论证实施该方案的现有法律和政策路径,试图从法理、国内法、司法判例和国际法中发掘充分的法律依据,甚至酝酿推出转移俄罗斯海外主权资产的强制性法案,意图以所谓的“合法手段”达成目的。美国此举的本质是以法律战打经济战,将冻结和处分外国主权资产的手段合法化、正当化,这不仅会伤害美国的软实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还会对解决俄乌冲突带来不利影响。

网络结构自主权的前因、后果及作用条件研究

网络结构自主权是最初由Burt在结构洞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个用于描述“网络结构空间与行动自由”的概念,但并未像结构洞概念一样在战略和创新领域引起足够重视。基于整合关系内容与关系结构双层面分析视角,本研究尝试将结构自主权引入到关系强度-商业模式创新实现路径中,同时考察环境不确定性对整个路径的调节作用,即构建并验证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发现:(1)关系强度积极影响网络结构自主权和商业模式创新;(2)网络结构自主权在关系强度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3)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网络结构自主权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并对“关系强度-结构自主权-商业模式创新”整条路径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本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对结构自主权概念的认识与关注,推动网络结构自主权研究,也能够为解决“网络行动空间是否影响创新”和“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等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类型及其比较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它意味着打破帝国的一统天下,在建立和捍卫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与外部世界进行切割;对内,它意味着打破多元多样而等级分明的帝国王朝格局,致力于国家的单一同质性建构。主权国家迄今为止的一体化建构大体包含宗教/君主国家、族裔/民族国家和人民/公民国家等不同类型,相应地出现过同化/融合、切割/排他、混合直至包容共生的各种一体化政策与实践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一体化实践中出现的这些纵向演进过程,及其在横向上不同地区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实践,是“微分”与“积分”的辨证原理在国家及其民族结构关系上的一种体现,既是主权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在纵向与横向上的不断叠加和相互继承,并不断扬弃过程的写照,也将继续谱写面向包容共生未来的人类一体化演进史。

中小学办学自主权落实研究——以西部C省为例

精准落实中小学办学自主权,激发教育优质发展活力,是当前基础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小学不同类型、城乡不同地区、教师不同性别以及职称级别对落实中小学办学自主权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这四种影响因素的剖释,为提升中小学办学自主权的满意程度,在落实中小学办学自主权中应加强各级法规政策建设,完善自主办学的制度保障;提高不同类型学校校长主观能动性,增进学校自主办学的行动力量;提高乡村地区办学自主性,促进办学的均衡发展;立足男女性别优势,提升自主办学的配合程度;完善职称评审制度,提高自主办学的教师活力。

网络安全视域下我国新时代加强数据主权机制建设论析

当前,欧盟通过数据国家主义消融个人权利,美国利用“长臂管辖”策略推行霸权主义,这都恶意破坏了他国数据主权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平等性。新时代下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网络安全系统,我国亟须加强数据主权机制建设,即以数据分类分级机制建构数据主权整体性、以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机制保障数据主权可控性、以数据风险防范机制加强数据主权保密性、以数据跨境流动协同机制强化数据主权规范性。

基于数据主权视角的全球治理机制建构——挑战、导向与路径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步入深度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在全球范围的流通和使用催生出了全球数据治理问题。各国在处理数据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数据主权观念,但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主权定义。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美国、欧盟、中国等纷纷在数据主权保护领域开展了探索。而全球范围内数据治理机制的缺失给全球数据治理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作为公共管理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领域,如何构建数据主权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这一系统性工程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从合法性、有效性和适应性角度探讨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治理机制的构建问题符合数据主权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构建要求。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本文认为世界各国和其他治理主体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大国协调治理机制建设,引入多元合作机制,探索数据治理领域的“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探索“以数据治理数据”的路径等。

中日西沙事件引发的公共舆论与主权维护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之下,一批日本商人与中国不法商人狼狈为奸,通过由何瑞年等人出面申请承办岛屿实业、日本人实际控制经营的方式,蚕食西沙资源。1922年2月,陈明华揭发了日本人假借何瑞年之手侵略西沙的罪行,引发了一场历经七年、波及范围广大的保卫西沙群岛主权运动。《民国日报》等报刊对这一运动持续跟踪报道,推动琼崖民意转化为公共舆论合力,使民众自发的维权斗争上升到政府自觉层面,促成了西沙事件的成功解决。

英国关于中国台湾主权归属问题的态度(1942-1946)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二战结束后初期英国在中国台湾主权归属问题上的态度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改变承认日本通过《马关条约》窃取和占领中国中国台湾的态度,虽主张在战后剥夺日本对中国台湾的占有,但基于殖民主义立场,将中国收回中国台湾的正义目标贬称为有“领土野心”;第二,顺应大势参与签署《开罗宣言》,承认中国台湾应当归还中国,同时又与美国共谋试图促使中国同意在中国台湾建立“国际共管的军事基地”以换取中国台湾回归中国;第三,表面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中国台湾归属中国的条款,实际违背法律承诺,虚化并否定条款实质,不承认战后中国台湾主权已经回归中国的事实。英国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双重态度,既有在大趋势裹挟下承认现实的一面,也有从自身殖民利益出发看待中国台湾归属中国问题的本质一面。

民国教育界对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宣传与教育——以“九小岛事件”为考察对象

1933年法国侵犯中国南沙群岛主权,引发“九小岛事件”。教育界对此纷纷撰文,有力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积极宣传九小岛主权归属中国的事实;同时利用传道授业所长,通过设计教学大纲、编写教案教材等方式,传授九小岛相关的史地知识;并以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国家领海主权观念的普及工作。教育界围绕“九小岛事件”对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属历史首次,可谓民国时期“课程思政”的一次成功实践,值得后人借鉴。

科研经费“包干制”管理中的自主权与责任制

科研经费是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保障,有效管理科研经费是保障科研质量和效率的关键。自主权与责任制是“包干制”科研经费管理的2个基本要素,在阐述两者的内涵与关系,分析自主权与责任制之间界定清晰性、平衡稳定性、参与主体协调性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寻找自主权与责任制之间的平衡点、提高科研从业者的道德标准和诚信观念、充分有效利用先进信息技术等方面出发,提出科研经费“包干制”管理建议。

依法治校视角下院系治理体系完善路径研究——以财务自主权为例

在扩大院系自主权改革的背景下,院系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不断扩大,以“财务自主权”作为分析院系治理水平的重要面向,从而透视院系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勾勒出“一个共识、两个体系、三套机制”的依法治理路线图,旨在为扩大自主权改革,以及院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