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规范传播与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基于国际规范传播的翻译实践视角

国际规范传播的社会化理论强调文化匹配是国际规范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前提,而对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的国际规范传播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以社会学的＂行为-结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从国际政治的语际性、国际规范传播的跨文化性和翻译实践的文化融合性这三个前提出发,提出了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理论模型,通过追踪翻译实践参与主权规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与机制,探讨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研究发现,在近代中西方国际秩序观存在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冲突,造成外来新规范与本土原有规范出现文化不匹配的背景下,为了重新界定身份以融入西方以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作为翻译实践的不同文化取向,归化策略的运用促成了主权规范的本地化,异化策略的运用则促成了主权规范的社会化,从而实现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的近代主权观。

美国社会组织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起源

二战爆发后,美国社会组织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依靠国际组织保障人权的规范构想。美国政府则并未重视人权议题,人权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只处于边缘地位。社会组织在此后掀起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要求提高人权议题的地位,这使得美国政府考虑融合社会组织的人权规范构想与主权规范原则。旧金山会议上,美国说服其他大国接受其人权立场,极力否决拉美国家的人权提案,体现出美国借人权话语行使霸权的实质意图。最终出台的《联合国宪章》多处涉及人权,奠定了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基础。但是,社会组织与美国政府围绕人权的争论凸显了宪章人权条款的复杂特征,这使得美国在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发展中面临更多的挑战。

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

伴随中国的持续崛起,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成为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常见工具,但是,既有研究通常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的一对概念,较少对其本身进行全面的审视。植根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在理论阐述和操作化层面,都存在诸多固有缺陷和内在问题。对现状范围和修正对象的模糊定义,往往导致研究对象的混淆和国家意图的误判。关于主导大国的现状假定也造成研究视角的偏狭和疏漏。国家行为与意图间的非线性关系更让行为与属性间的直接因果推理问题重重。在这些理论和实证缺陷的背后,同时暗含着规范维度的深层问题,不对等的道德标签往往伴随着这一二分法的判定和讨论。当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互动进一步彰显了修正主义—维持现状二分法的局限性。对中国在南海行为、创设亚投行、坚持国家主权规范等三则事例的讨论显示,这一二分法并非描述和解释相关重要问题的有效视角,扬弃这一二分法、迈向新的话语势在必行。研究者应在保留核心研究关切的同时,避免重蹈覆辙,更加中肯地理解中国外交、大国关系及国际秩序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