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的去增长:生态社会主义与人类可持续发展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去增长”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拒斥将无限制的经济增长视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准绳,提出了转向零净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生态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发展理念把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置于破坏性的经济增长模式之上,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对于实现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去增长共产主义”中,资本积累将为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所取代,资本将致力于生产满足人们需求的使用价值。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社会计划对于生产资料再生产和资源分配的突出作用;二是彻底变革社会关系,摆脱垄断资本、浪费和积累的旧体系,转向满足人类社会基本需求、同时维持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新体系。“去增长”方法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独特优势。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软件工程实训课程思政探究

针对现有中山大学软件工程实训课程学情和课程内容问题,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融入课程思政进行了系统课程设计,提出“一个点、两条线、三个面、九个元素”的软件工程实训课程思政体系,分享课程总体安排和8个思政案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实践,实践表明软件工程实训课程教学改革显著提高了课程思政学习效果。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双重使命

在民族国家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回应国家发展和应对全球挑战的双重使命,彰显了本土化与全球化、国家视野与人类情怀的融合与张力。经由国家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国家利益关切的教育,最终走向国家忠诚、民族情感的教育,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要求;同时,促进世界视野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培育,推动全球危机应对、人类共同繁荣视域下的人类情怀的发展,也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主题。基于此,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坚持培育国家忠诚与构建人类情怀的目标导向,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的价值内容创新,推进情智交融的爱国主义教学,探索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实践,从而更好地培养兼具国家忠诚与人类情怀的时代新人。

管理者长期主义如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

数字经济时代,厘清管理者特质与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以2010-2021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管理者长期主义指标,进而探究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与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中介路径实现;数字化转型力度越大,管理者长期主义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即数字化转型对管理者长期主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在企业给予管理层股权激励以及外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情境下更加显著。

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起源及其融入“法治中国”的方式

中国古代的“法治主义”自何处何时发轫是一个重大的始源性问题,相关研究发现,以《管子》为代表的齐国法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法治主义”的发源之处。这种“法治主义”思想与当代法治在形式上多有相似,但从本质上看,乃君主专制工具主义的“法律之治”,与当代法治的核心意涵大相径庭。尽管如此,源于齐法家的古代“法治主义”统合道、法、儒于一体,对法律与道、德等概念关系的系统论证,仍然能够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多方面的宝贵资源。借鉴中国古代“法治主义”的制度资源,必须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标准对其进行筛选,只有那些符合现代性价值标准的良性制度资源才具有借鉴意义,而那些与现代性价值标准相背离的劣性遗产则必须加以剔除。因而中国古代“法治主义”融入“法治中国”的基本路径,必然是以现代性价值对其再诠释、再创造的转化与融通过程。

Ta: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元宇宙社区

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在元宇宙社区中采取了两种话语路径以抵抗男权秩序。第一种路径是通过使用中性的“Ta”话语来实现边缘群体(赛博格、同性恋、双性人等)在主流社会的平等融入。这一路径在元宇宙社区中建立了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认知框架和文化秩序。第二种路径是在科学技术层面构建元宇宙社区“Ta”气质概念,以解构“男人/女人”二元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从元宇宙社区主体生存角度来看,“Ta”这一流行语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游戏,而是具有思想史意义上的社会观念革新。然而,尽管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在元宇宙社区中通过“Ta”话语努力促进平等和社会观念革新,但其面临的悖论也凸显了在追求变革的道路上所遭遇的困难和挑战,需要不断探索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数字资本主义技术代码视域下功绩主体的自我剥削与自由悖论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点,既承载了数字生产力的纯粹要素方面,也维持和重塑着数字生产关系。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表征了数字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内聚统一,形塑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崭新的功绩社会。功绩社会下,驯化主体被功绩主体所代替,功绩主体将传统的否定禁止和他者剥削翻转为肯定示好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打着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的幌子,实际却是自我征服、自我促逼、自我耗散和自我毁灭,由此呈现出自由的功绩主体不自由的悖论景象。对此,我们需要求教和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技术批判的原则方法,透视和掌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和技术本质,识破功绩主体自我剥削的不自由真相,分析其深层本质和致因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一种真正自由的可能的未来方向。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

新质生产力重要论断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发展,是数字化智能化新实践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理性结晶。新质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适应新时代、集聚新知识、拥有新工艺、开发新产品、蕴含新动能、拓展新市场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等质态内涵的生产力,具有许多新的基本特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由劳动者“自身上的自然力”和“蕴藏着的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生产工具劳动资料使用能力以及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时代价值和发展举措,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新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吗?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有效抑制高管机会主义减持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有效降低了股价波动和股票错误定价,从而显著抑制了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环境不确定性和管理层自利性越强,则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抑制效应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为交易型、发生股权质押以及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高管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更强;而且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治理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后果,显著抑制了高管减持寻租,提升了企业价值,降低了高管减持时的择机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涵、特质与实践逻辑

“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哲学高度认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映现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功能。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深刻领悟和切实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而言,可从自然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层面领会和把握其深刻内涵,从鲜明的阶级立场、深厚的中国底蕴、科学的创新意识、宽广的世界情怀总结其鲜明特质,在路径探源、价值指引和方法拓新中全面厘定其实践逻辑和创新实践路径,将党的创新理论贯穿治国理政各领域全过程,切实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奋进新征程、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

“数据殖民主义”即数字垄断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算法为手段,以数据为原材料对广大世界人民和发展中国家展开财富与资源掠夺的形式。借助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权力资源,“数字殖民者”建立了由“数字封建主义”和“数字垄断”构成的“数字殖民体系”。相比因特网时代,“数字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和经济欠发达国家产生了更消极的影响。为此,我国更应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应对“数字殖民”所带来的风险。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已萌芽,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开始形成,其内容非常丰富。它主要包括:憧憬在世界实现大同社会,坚决赞成组织共产党发起中国革命;信仰共产主义,把社会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上、下两篇文章,这与共产党人革命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相联系;中国到达社会主义阶段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要晚相当长的时间,新民主主义不是民粹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农民喜欢共产,会跟共产党走;共产党名称不会改变,共产主义无限美妙;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在走下坡路,中国革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从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可能和平解决;搞社会主义太快了会翻筋斗,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借鉴苏联经验,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

文化虚无主义的新样态及现实危害

文化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文化虚无主义以叙事维度全面化、传播场域虚拟化、话语主体去中心化、表现手法柔性化、技术手段智能化为表现形式,通过大众传播,产生“去民族化”“去历史化”“去价值化”“去思想化”“去意识形态化”等负面影响。抵制和破除文化虚无主义,需要不断拓展“一元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着力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形成系统化的治理体制机制,进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良好文化生态环境。

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三重向度及其启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纷纷致力于探索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实践路径。研究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视野,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遵循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可以将国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探索划分为三重向度:知识向度,以学校课程引导青年爱国认知;情感向度,以仪式符号激发青年爱国情感;行为向度,以实践行动深化青年爱国责任。立足我国实际,可探索“知—情—行”爱国主义教育模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制度化发展,建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国主义教育生态,持续深化新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近年来,欧洲多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连实现历史性突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显示了这些政党本身的去极化调整及其进一步的主流化努力。与此同时,欧洲主流政党针对极右政党的“防疫线”出现松动,多国的中右翼政党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合组成政府。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直接影响了欧洲脆弱的左右政治平衡关系,并助推政治保守倾向。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破解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各国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多样性源于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内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包含自身的民族特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式,以资本现代化的文明面向来掩盖其剥削实质,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拒斥了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图景。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表达,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人民群众政治立场与共产主义价值立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认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法、矛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开拓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具体化的要求,这是其“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是马克思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成果。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批判了主观思想,试图实现客观思想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区分了抽象的普遍性和真正的普遍性,并使真正的普遍性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质和阶级立场直接相关。唯物史观“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性”原则的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找到了根据和立足点。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必须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方法和实施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落实和实现。

毛泽东是如何整治官僚主义的?——兼论毛泽东的人民政府观

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开创者,毛泽东对一系列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重大问题都有着深入的思考和长期的治理探索。在政府建设领域,他对官僚主义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官僚主义是任何时期、任何政府建设都要面临和克服的根本弊病,在当前政府建设领域,同样要大力整治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的一系列思考和实践对当前政府治理的完善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从治本的角度,毛泽东认为无论是从党和国家的初心主旨出发,还是从整治官僚主义出发,根本上都要建立人民政府,要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参与、监督政府,才能解决行政体制本身的固有顽疾。在今天的政府建设中,更应该坚持秉承发扬人民政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