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薄主镜技术模拟研究

利用有限元法对模拟能动薄主镜的两块变形反射镜拟合象差模式的能力进行计算，并进行了象差拟合实验，计算结果与实验结果相符．

张衡“永元十二年为南阳主簿”新证

张衡(78——139)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原始材料,现存的比较完整的很少,只有《后汉书·张衡列传》(以下简称《衡传》),汉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以下简称《平子碑》)二种,而且非常粗略。对于张衡的生平事迹,近人作过一些研究和探索,但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如任南阳主簿的时间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在任南阳主簿期间,张衡曾写过一些重要作品,如《同声歌》、《二京赋》、《南都赋》等,因此,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研究这些作品是非常重要的。

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祖逖

祖逖,生于公元265年,字土雅,范阳遒县人(今河北涞水县)。出身于世族地主家庭,并且其先人曾累世为二千石吏,但他与一般的纨裤子弟不同。青年时代的祖逖,目睹西晋政权的腐朽,致使北方大乱。人民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一种救国济民的思想在他的心灵中开始萌芽.根据《晋书·祖逖传》记载,祖逖青年时代“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每至田舍,辄称兄意,散谷帛以赒贫乏,乡党宗族,是以重之”.他曾和“刘琨俱为司州主薄,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青年时代的祖逖之所以如此发愤健身习武,正表现出他早有立志报国的伟大抱负.

王禹儒学思想与诗歌创作

文章探讨了儒学思想对王禹诗歌创作的影响。儒学赋予王禹诗歌的，首先是思想深刻性，刚健的骨力。王禹的民本思想主要表现为王道思想和循吏思想，使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深刻的批判精神。儒学思想及刚直的性格，给他带来深刻的人生痛苦。作为宋初复古运动的先驱者，行王道的理想，辅君弼的志向，济苍生忧黎民的情怀，使他穷而不颓，穷而弥坚，一抒黎民之困，使他更倾向于学习杜甫，借助于杜诗的艺术形式，表现这百感交集的心境。在儒学与王权的冲突中，王禹选择了白居易式的“吏隐”道路，他成了白体诗人，但他始终未放弃儒家的理想。

《诸文要集》残卷校录

敦煌遺書中《諸文要集》殘卷,今藏北京大學圖書舘。據張玉範女史《北京大學圖書舘藏敦煌遺書目》(將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五集中刊布)揭載,略云: 一九一 諸文要集殘卷唐大曆二年(767)寫卷子 長二八○釐米,高廿九釐米。厚紙七張。第一紙殘甚,餘均有殘損。凡一五三行。

论陶源明的无为人生追求和其山水田园诗的无我之境

在陶源明研究领域内,关于陶源明的思想,自宋以来,就有归入儒、道、佛等的争论,其实大可不必急于把陶源明思想安在哪家思想的位置。生活现象本身远比理论丰富复杂和富于变化,何况陶源明是个极崇尚自然个性、富有气节、不会固守成规的人。固有的儒、道。

县分等的历史研究

县制是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稳固的一级建制,至今已有二千余年历史。自古以来,县制几无变化,无论其上级行政单位如何更改,无论地方行政区划层级如何增减,县制始终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在县制之组成中,县分等制占有重要的地位。翻阅史书,我们不难发现,自从县成为秦朝行政区划基层单位之后,县即有了等级之别,而且这种差别历代相袭,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之后的民国时代。因此可以说,县域分等制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县分等作为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以来,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鉴于这种情况,笔者从县起源开始探讨县分等的历史状况及其规律,以图展现县分等的历史概貌。

土司制与羁縻制、土官与流官的关系和区别

本文是从《贵州土司史稿》第二章、第二、三节中节选的,本刊略有删节。全书共70万字。一、土司制与羁縻制土司制度虽然渊源于羁縻制度,但又不同于羁縻制度,二者有本质的区别。

浅谈《邕州小集》及其作者陶弼

子厚才名甲有唐,谪官分得荔枝乡。罗池水尽黄村死,徒有空碑在画堂。

河北曲阳县唐代石灯

曲阳县北岳庙内飞石殿遗址台基上,存有石灯一座,为盛唐遗物,现介绍如下。 石灯整体由四块白石组合雕刻而成,(照1)自下而上由基座、盘龙柱、托盘、灯室及其屋顶构成。通高3.2米,底部为方形基石上置重层覆莲座,纹饰多已风化剥落,仅存部分残迹;基石的前后两侧均刻有铭文,字迹迷漫;前侧界刻28行,行字不等,末后空5行,尾部字迹可以辨认为“延载元年七月十五日/文林郎守定州恒阳县/主薄乐安孙思宪书”。后侧铭文27行,行字不等,内容为题名,多已不清,前边二行可辨认为“□□□长史韦果老/□□司马李自(木邑)”。

赵宗建在目录学上的成就

赵宗建(1827——1900),字次侯,又字次公,祖籍江苏江阴,后迁至常熟北廓。先世曾为宋朝宫宦。曾祖赵同汇、祖父赵元恺,皆“按察使司经历”(翁同和:《清故太常寺博士赵君墓志铭》),父亲赵奎昌,官詹事府主薄,但在其年幼时,不幸去世。赵宗建从其伯兄赵价人(宫曹郎)读书。据说他很有文采,但“数试不利,以太常寺博士就试京兆,独居野寺,不与人通。

试论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钟蝾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鲁迅先生说他“是我们中同赫赫有名的大隐”一说到“隐士”,人们就会联想起鲁迅说的另一句话:“隐士和官僚是最接近的。”因而肯定陶渊明是隐士,似乎就等于否定了陶渊明的人格及其作品。一些人也正是用这种政治图解式的报论方法来评价陶渊明的。说他的归隐是逃避现实,激流勇退;是“耻事二姓”的封建愚忠;是“反现实主义诗人”;

略谈苏轼父子成才与苏门教子

北宋嘉佑二年三月,京城科场揭晓,来自四川省眉山县的苏门两少年——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九岁)同科进士及第。同时,他们的父亲苏洵也向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欧阳修,献上了自己的文章二十篇。欧阳修读后惊叹不已,“目为孙卿子”,认为苏洵的文章大有荀子文风。其他文入学士亦无不争相传阅。于是“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

骆宾王任官考

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以为骆宾王曾任官职计有: 1、在660年(显庆五年五月之后)到663年(龙朔三年)期间(因道王薨于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四月,故骆至迟应于664年四月前离开道王府),任“道王府属”(大约为参军,录事之类下秩小官); 2、在664年(麟德元年)到670年(咸亨元年)期间,“拜奉礼郎,为东台详正学士”; 3、约在676年(上元三年)间历武功主薄、明堂主簿; 4、在678年(仪凤三年)间任长安主簿,迁侍御史;

谈《杨修之死》的几个问题

一、对杨修的评价对杨修这个人物的评价向有分歧:有的说“杨修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他没有正当地用自已的才智”,“纵观杨修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多大的政治目的,他对曹操并不反对。”另一种观点认为杨修虽然“是一个聪颖锐敏、才华横溢的文人”,但“一个具有‘大智’的人,他会认识到世界的无限……因而心胸开扩、眼光远大、志向高远、谦虚质朴,而在杨修身上,正是缺少这种真正的智慧的光辉。”

对高中语文课本《孔雀东南飞》注释中的一点意见

原注释是这样的:“[媒人去数日……承籍有宦官]这里可能有文字脱漏或错误,因此这四句无法解释清楚。有人认为‘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两句当在‘阿母谢媒人’之后,是阿母辞谢媒人的话。意思是有兰家之女,出身于做官人家,可配太守之子,而自己的女儿出身微贱,不能相配。”

孟浩然四题

隐鹿门山孟浩然隐居鹿门的具体时间,向来没有成说。《新唐书》本传载:“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卷二○三《文艺传》) 又据《唐才子传》,张子容与孟浩然同隐.其张子容传云:“初,(张子容)与孟浩然同隐鹿门山,诗篇唱答颇多。”(卷一)检孟浩然集有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据明铜活字本)诗,证明张子容确实曾经隐居过(《唐才子传》既言其隐鹿门。

李觏义利观简论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又称盱江先生,北宋中叶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人,出身没落的庶族地主家庭。在范仲淹的大力推荐下,他曾被宋仁宗朝廷授以“将侍郎太学助教”,曾充“太学说书”、“海门主薄”。逝世前曾任“权同管勾太学”之职,但他一生主要从事教育、讲学和著述活动。李觏青年时期就开始著书立说。他的著述丰富。其中多为“愤吊世故,警宪邦国”的政论,充满了对当时腐朽政治制度、传统迷信说教的揭露和批判,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被称为“医国之书”。他的著述涉及到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