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创伤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核心信念挑战、主观害怕程度和侵入性反刍的作用

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核心信念量表、主观害怕程度问卷、反刍问卷和创伤后应激障碍问卷,以雅安地震6个月后的310名中学生为被试,考察其创伤暴露程度、核心信念挑战、主观害怕程度、侵入性反刍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雅安地震6个月后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整体水平较低,其中男生水平低于女生,高一年级学生水平相对高于初一、初二和高二年学生。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创伤暴露程度可以通过核心信念挑战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起正向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核心信念挑战经侵入性反刍的多重中介来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创伤暴露程度还可以通过主观害怕程度经侵入性反刍的多重中介来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创伤暴露程度不能直接通过侵入性反刍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也不能通过主观害怕程度直接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对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的追踪研究：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为了考察创伤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之间的纵向关系,本研究采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主观害怕程度问卷、社会支持问卷与儿童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对雅安地震半年后的303名小学生进行测查,并于震后一年半时进行再次测查。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对地震半年后的PTSD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无论是震后半年还是一年半,主观害怕都可以加剧PTSD、社会支持都可以缓解PTSD;社会支持在创伤暴露程度与PTSD之间不起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却可以显著地调节主观害怕程度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的影响,表现为主观害怕程度对震后一年半的PTSD的正向预测作用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增加而降低。

中小学生的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介和调节效应

汶川地震后1年时,采用灾难暴露程度问卷、主观害怕程度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对地震极重灾区的3058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考察灾难暴露程度、主观害怕程度、社会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结果发现:(1)震后1年时中小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9.6%,其中有目睹他人死亡经历的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为16.2%;(2)灾难暴露程度能正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主观害怕程度在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社会支持在灾难暴露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但不能调节主观害怕程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关系。其中,无论支持的性质如何,父母和教师的支持都能缓解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而同学和其他人的支持则不具有调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