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对初产妇心理状况、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塞利格曼(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在初产妇的临床效果及对心理状况、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选取某院就诊的初产妇120例为本次研究对象,采集时间为2021年12月-2023年12月,其中60例初产妇给予产科常规护理,归为对照组,另60例初产妇于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归为观察组。记录两组分娩方式(自然分娩、剖宫产、助产),并观察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况、睡眠质量及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情况。结果:观察组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且剖宫产率与助产率均低于对照组,但两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两组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PSQI)评分、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评分及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评分比较均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SAS评分、SDS评分、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t=6.976,8.366,8.546;P<0.05),MUNSH评分、GWB评分高于对照组(t=3.003,3.175;P<0.05)。结论:经PERMA模式指导下阶段性心理干预后,能稳定初产妇心理状况,改善其睡眠质量,对提高主观幸福感也具有积极作用。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非正式社会支持: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和剂

在稳步推进健康老龄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十分关键。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机制,发现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政策城市偏向性的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置失衡,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问题突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大幅降低。非正式社会支持作为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社交互动、情感慰藉和经济支持,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失衡。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应消除城乡政策选择偏好,优化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加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心理韧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学生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数据分析

提升学生的幸福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事业的重大使命。学生身心等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在提高教育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PISA2018中国四省市12058名中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心理韧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学生主观幸福感均呈现正相关性;父母情感支持与心理韧性对学生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的线性影响,同时父母情感支持通过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由此,提出了在言语鼓励、创造积极性情境、增强亲子互动方面父母应当给予学生情感支持以及从学校、教师与学生自身三个层面提升学生心理韧性的建议。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可借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挖掘社会融合在二者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社会融合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在理论层面,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另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以此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持续效果

目的:探索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持续效果。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式选择大学生研究组40人和对照组25人,对研究组进行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对照组大学生不参加单次团体心理干预。研究组大学生在干预前后和干预后2周测量主观幸福感量表,评估干预效果和保持作用。对照组大学生同期完成3次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较干预前提升5%,即认为干预有效。结果:研究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5%以上人数分别是29名(72.5%)和22名(55.00%),对照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5%以上人数均为0名。两组大学生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提升有效人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2.726,20.785;P<0.001)。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798,-5.106;P<0.001);干预后和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79,2.375;P<0.05)。干预后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知足常乐、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的9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495~-2.168,P<0.05~0.001);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心态平衡的6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781~-2.429,P<0.05~0.001)。干预后,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人际适应的6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006~2.882,P<0.05~0.01)。干预后2周,研究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社会信心、成长进步、自我接受、心态平衡的4个因子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431~2.792,P<0.05~0.01)。结论:萨提亚模式单次团体心理干预能有效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并且有良好的保持效果。

后疫情时代的员工情绪耗竭与主观幸福感——基于原生家庭视角

后疫情时代员工的心理健康成为工作场所的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形成机理。基于印记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具体探讨原生家庭沟通模式对员工主观幸福感和情绪耗竭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通过对173名员工的多时点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正向影响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负向影响员工的情绪耗竭;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正向影响员工的情绪耗竭;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负向调节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对心理资本的正向影响;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负向调节心理资本在原生家庭对话沟通模式与员工主观幸福感、情绪耗竭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原生家庭服从沟通模式水平越低,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拓展了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在选人用人的层面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

癌症对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社交活跃度和抑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癌症对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社交活跃度和抑郁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使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选取年龄≥45岁的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最终样本12644人。采用多重中介模型评估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调查对象主观幸福感均值为3.25,癌症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负向效应显著(β=-0.675,P<0.001),社交活跃度和抑郁情绪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β=0.006,P<0.05;β=-0.046,P<0.001)。社交活跃度和抑郁情绪对主观幸福感的简单中介效应分别为0.004(95%CI:0.001~0.008)和-0.057(95%CI:-0.098~-0.016);链式中介效应为-0.013(95%CI:-0.018~-0.007)。结论:社交活跃度和抑郁情绪在癌症对主观幸福感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积极的社会参与能预防抑郁。加强癌症人群的心理干预,完善癌症患者社会参与机制,降低与时代的疏离感与陌生感,能提升其幸福感。

学习邓斯坦婴儿语言课程对产妇可疑抑郁发生率和产妇及其丈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目的探讨学习邓斯坦婴儿语言(DBL)课程对产妇可疑抑郁发生率、产妇及其丈夫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法选取229例产妇及其丈夫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113例和对照组116例。对照组产妇及其丈夫接受常规孕妇课程,干预组产妇及其丈夫在接受常规孕妇课程基础上增加学习DBL课程。比较两组产妇在产后42 d和3个月时的可疑抑郁发生情况,以及两组产妇及其丈夫在产后7 d、42 d和3个月时的主观幸福感得分。结果干预组产妇在产后42 d、3个月的可疑抑郁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干预组产妇及其丈夫在产后7 d、42 d、3个月的主观幸福感得分高于对照组,两组主观幸福感得分有随着观察时间延长而升高的趋势,分组与时间有交互效应(P<0.05)。结论产妇及其丈夫学习DBL课程可降低产妇可疑抑郁发生率,并提高产妇及其丈夫主观幸福感,值得推广。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为探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考察其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采取随机取样法对1187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心理韧性在地域、家庭经济条件与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主观幸福感在家庭经济条件上存在显著差异。其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支持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心理韧性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故高校及大学生家庭应注重提升大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从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

医务人员工作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为探讨工作压力、心理弹性如何影响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采用工作压力与心理弹性量表对广西3所公立医院的212名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研。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选择年龄、性别、教育背景、从事医疗服务工作的时长、职位、职称及平均月薪作为主要控制变量,以工作压力为自变量,以心理弹性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存在反向关联,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心理弹性在工作压力与主观幸福感间起到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主观幸福感在年龄、从事医务工作时长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工作压力通过心理弹性负向影响医务人员主观幸福感,建议医疗机构采取相关措施,不断提升医务人员的主观幸福感。

青海省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关系研究

[目的]了解青海省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相关因素.[方法]选取340名青海省60岁以上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使用压力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费城老年中心(PGC)信心量表进行问卷调查,探究青海省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现状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三者现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青海省老年人(n=340)存在一定程度的智能手机使用压力;自我效能感与国际成人常模相比较差[(28.6±5.2)vs(22.64±5.61)];主观幸福感及其中因子与先前研究常模相比较差[(17.9±3.95)vs(12.58±5.7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青海省老年人年龄与智能手机使用压力总分正向关联(β=0.24),受教育程度、智能手机的使用频率与智能手机使用压力总分负向关联(β=-0.72、-0.54);青海省老年人性别、智能手机使用压力与自我效能感总分负向关联(β=-2.06、-0.74);青海省老年人月收入、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总分正向关联(β=0.84、0.22).

互联网使用能提升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吗?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老年群体的数字红利不可忽视.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统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再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中西部、北部和无子女在身边的乡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社会网络来提高乡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新征途中,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加快适老化技术改良,释放数字红利;另一方面要加强乡村老年群体数字技能培训,引导其利用互联网拓展社会网络,提升主观幸福感.

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与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本文实证分析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国家通用语言能力通过提升经济地位感知、增强社会阶层认同、强化信息获取能力、提高社会参与能力进而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对于在民族地区年龄越小的居民,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越明显。

父母直升机教养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控制和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探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自我控制和抑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直升机教养量表、自我控制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与主观幸福感量表对94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父母直升机教养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主观幸福感;(2)抑郁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独立中介作用;(3)自我控制和抑郁在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揭示了父母直升机教养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内在机制,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主观幸福感的儿童娱乐公共设施设计策略研究

目的提出提升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儿童娱乐公共设施设计策略。方法首先,通过国内外资料分析来界定儿童主观幸福感、儿童娱乐公共设施等要素,并收集儿童娱乐公共设施样本(100项);其次,通过5位设计研究者筛选初步样本,得到具有主观幸福感代表性的儿童娱乐公共设施样本(20项);再次,60位儿童运用卡片分类方式对20项样本进行主观幸福感评价;最后,6位设计师根据儿童主观幸福感评价结果进行分析,运用扎根理论提取影响儿童主观幸福感娱乐公共设施的设计策略。结论基于主观幸福感,儿童娱乐公共设施的设计应从幸福主题、幸福材料、幸福造型、幸福功能四个范畴进行设计,利于设计师快速构建基于主观幸福感的儿童娱乐公共设施的设计思路,使设计的儿童娱乐公共设施能够促进儿童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的链式中介效应

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政策、制度的执行主体,与公众的联系十分密切。在“政民互动”的过程中,公众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和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从而影响地方政府信任水平。设计/方法: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考察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地方政府信任的关系,并检验主观幸福感和地方政府评价在两者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发现:结果发现: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地方政府信任。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地方政府评价以及两者的链式中介作用三条间接路径预测地方政府信任。意义:上述发现揭示了个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为国家如何从公众个人认知的角度制定有助于增强公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政策,以提升地方政府信任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路径。

消费为媒:灵活就业群体主观幸福感的传导机制研究

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灵活就业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且该群体的构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灵活就业群体内部问题逐渐上升为社会问题。面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该群体生活境遇发生了哪些变化,其主观幸福感是否得以提升值得深入考察。利用“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2019年度调查”数据,以家庭消费倾向为中介,考察灵活就业群体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传导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灵活就业形式对劳动者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抑制作用,而家庭消费对于灵活就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发挥了中介效应。因此,以家庭消费为抓手,通过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完善必要的社会保障、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等措施,能够有效提升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农场发展过程中,非家庭成员的农业雇工成为该新型经营组织的重要劳动力。基于雅安市3区(县)12村109名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及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平均水平整体偏高,但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正向预测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公平感在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保障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普法、劳动行政监督、加强内部管理四方面建议,以保障家庭农场农业雇工劳动权益,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长期护理保险对失能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我国老龄化伴随着失能化和空巢化的特点,社会养老需求也随之扩大,文章基于2011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库中三期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分析长期护理保险对失能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护理保险显著增加了失能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在稳健性检验下结果依然显著;长期护理保险对女性和城镇失能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研究结论对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提高失能老人生活质量等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