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驾车肇事之主观归责:故意与过失的博弈

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人在主观过错上究竟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对其进行刑事归责的主观根据何在?我国大陆刑法理论上缺乏支持,实践中亦分歧明显。以原因自由行为的讨论为前提,以责任主义为立足点,分析醉酒驾车肇事行为人刑事归责的主观根据,并对现有理论和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谬误认识提出合理性怀疑,包括对该类案件如何进行主观归责作出原则性分析,甚至提出"一个主观心态可以支配一个或多个连续行为"的观点,以此得出结论,对醉酒驾车肇事的行为应当以陷入醉酒状态前的主观心态为主要根据,且适当以陷入醉酒状态之后的主观心理为辅助作综合考察,从而准确确定其肇事行为的主观归责定性根据等。

《海上交通安全法》框架下主观过错归责原则——以一起肇事逃逸案为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了“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相关法律责任中对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管理人等管理主体,以及船长或责任船员等责任主体进行处罚。以一起肇事逃逸案为例,通过分析“主观过错”的归责原则和含义,对多个违法行为主体的主观过错进行探讨,进一步明确船舶违法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并给出对策建议,以提升海事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

主观过错与行政处罚归责原则:学说与实践

理论上,主观过错责任原则逐渐成为行政处罚归责原则的主流。世界各国均持行政处罚责任以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为必备条件的立场,并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过错推定原则。我国行政处罚归责制度中规定的也是主观过错归责原则,但在认定主观过错时必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缺陷,有必要加以完善。

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主观归责的思考

"无责任即无处罚",现代法治国家基于有责任始有处罚的原则,为提升人权的保障,对于违反行政义务的处罚,应以行为人主观上有可非难性为前提。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行政处罚条款中虽然未明文规定主观归责,但可以运用比较法、法解释学方法,推论出税收违法行为的构成必须强调纳税义务人主观过错,纳税人必须有税收违法的故意或过失始受处罚。

论信用卡诈骗罪中认识错误的主观归责

信用卡诈骗罪中的选择要素错误是否影响主观归责,取决于不同的选择要素是否具有等价性。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在选择要素的等价性判断以及选择要素错误的处理上存在不足,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立法实际。由于选择要素的等价性是类型化意义上的等价性,因而在信用卡诈骗罪中的选择要素具有同质性的基础上,可以将其类型化为“非法持卡人信用卡诈骗”和“合法持卡人信用卡诈骗”两种类型。在非法持卡人信用卡诈骗的类型之内发生选择要素错误时,信用卡的真假只是判断可谴责性程度的客观资料,其并不影响主观归责;在非法持卡人信用卡诈骗与合法持卡人信用卡诈骗之间发生选择要素错误时,两者在不法上并非互斥关系,而是具有包容性的位阶关系,其主观归责应限制在合法持卡人信用卡诈骗的范围内。

行政处罚主观归责模式的反思与调整——基于处罚种类多元化的思考

主观归责论者基于尊重个人意志自决、实现行政处罚制度目的的考量,同时参考比较法上的做法,主张行政处罚应采用主观归责模式。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采纳了这一观点,确立了行政处罚的主观归责模式。但是结合我国实定法上的行政处罚制度可以发现,主观归责模式并不完全合理,因为我国行政处罚具有典型的处罚种类多元化特征。《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的处罚种类中,部分行政处罚并不必然具有制裁性,对其适用主观归责模式并无必要。部分行政处罚具有多目的性,适用主观归责模式反而可能妨碍其目的的实现。比较法上的经验也表明主观归责模式应当以“小处罚”模式为前提。主观归责模式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制在行政拘留、罚款等真正的行政处罚之中,对于非真正的行政处罚则应当适用客观归责模式。

帮助犯结果归责——基于处罚根据的条件关系与主观归责

帮助犯结果归责需从事实归因与主观归责展开。基于因果共犯论中的混合惹起说,事实归因时,帮助行为和正犯侵害结果间以满足条件关系为必要。归责理论的范式转变和归责体系中的禁止风险都体现了结果归责的主观性。主观归责时,需判断行为人对禁止风险是否明知及现实结果是否具有规范关联,并以团结义务为补充。

错误扣船归责比较研究

错误扣船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各国对于错误扣船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各国适用的归责规则差别较大;大陆法系国家主要坚持客观归责,根据事后实体裁决的不利结果,追究扣船申请人其先扣船行为的错扣责任;英美法系国家主要坚持主观归责,仅要求滥用扣船权利的扣船申请人承担错扣责任;我国有关错误扣船责任的立法及司法实践反映了客观归责的要求,但面临着许多理论和实践困难,应予修改,以便建立船舶扣押诚信机制。

行政处罚归责原则研究

行政处罚归责原则解决的是行政相对人违法责任的基础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法律意义。我国行政处罚实务中坚持的"客观归责原则"与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坚持"主观归责原则"形成了鲜明性的落差,也给我国立法与执法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了更好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上,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应由"客观归责原则"转向"主观归责原则"。我国的行政处罚的立法体系将来则应坚持以过错原则为基本,以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

网络安全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

基于网络平台表达机制的特殊性,《网络安全法》以"发现违法信息"为前提课予运营者以网络安全监管处置义务,确立了主观归责原则,要求网络安全行政处罚以运营者具有"主观过错"为前提。实践中,由于惯常的专项治理逻辑以及对《网络安全法》所承载的积极促进目的的忽视等因素,行政机关在对运营商是否违反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界定过程中,并未将法定的主观要素考虑在内,导致了处罚行为的随意性,对于未来秩序之可控性的过度追求也弱化了法治的约束。基于网络安全保护之实效性与网络法治秩序之平衡,应当通过"区分信息种类和内容"建构主客观相结合的归责路径。

关于《行政处罚法》过错归责新规定对消防执法影响的思考

一直以来,关于行政执法中的过错归责原则,在国内外学界都有不同的认识,且在各国的法律规定中均有不同的体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主观过错归责相关条文规定提出后,消防监督执法作为行政执法类型之一,对消防行政处罚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证据采集应用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本文针对这些情况和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对策性研讨并提出相应工作建议。

论客观归责理论的构成要件辐射范围

客观归责理论在德日刑法理论中饱受诟病,在我国却被奉为圭臬。该理论实质地判断因果关系,将结果的行为归属纳入到不法的体系判断之中是有待商榷的。构成要件辐射范围历来为争议的焦点所忽略,其本身具有的形式性是进行客观归责理论改造的出发点,首先应当对其进行学说史上的考察,对其发端的起因进行详细梳理;其次对其进行体系性扩张和主观归责视野下的限缩,尝试进行规范视角下的形式化和价值实现,为客观归责理论的整体变更奠定基础。

从客观归因到主观归责

在中国现行刑法的明文规定和犯罪构成四要件的解说体系下,对因果关系及刑事责任的确定应遵循从客观归因到主观归责的分析进路。所谓客观归因,即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只是确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故采用"条件说"即能以最简捷方法予以解决,不需要引入见仁见智的各式规范判断学说;至于由此而导致的责任范围过于宽泛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对主观罪过的精确界定予以解决,在主客观相统一的更高层面最终解决对行为人是否归责的问题。

客观归责还是主观归责?——一条“过时”的结果归责思路之重拾

客观归责论的两大核心原理均有缺陷:风险的创设与实现原理不可能在客观要件中展开,因为禁止的风险须以行为人的主观能力为判断根据;风险的降低与变形原理以假想的结果为参照,本质是假设因果关系的运用。要合理地确定结果责任,不应遵循客观归责的路径,而应重拾主观归责的思路。据此,必须坚持"规范的主观归责"的方向:通过检验结果与行为人的主观之间是否存在——以禁止风险为纽带的规范关联,判断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人的主观。

论因果流程偏离的主观归责

因果流程偏离包括狭义的因果流程偏离、结果的延后发生、结果的提前发生以及打击错误。错误论认为因果流程偏离的难点在于故意的认定,因果关系论认为因果流程偏离的关键在于客观归责的判断。但是,这两种立场都有"倒果为因"的嫌疑——根据结论的需要来进行故意或客观归责的判断,因此难以避免判断的恣意性。因果流程偏离的适用应采取主观归责论,即在肯定了故意与客观归责的基础上再从规范上判断结果能否归责于故意。主观归责的标准不是计划理论,也不是故意危险理论,而是构成要件理论。

古罗马刑法的意外事故理论

罗马法中意外事故的概念其实是指因具有偶发性、突发性而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情形。只有刑罚的基础主观化,意外事故理论才可能形成。而刑罚的主观标准肇始于罗马王政时期,成熟于古典法时期。罗马刑法中的意外事故概念有时是犯罪后果以外的故意,有时是过失,有时是无故意也无过失。

行政处罚减免制度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处罚是苦涩的,那么由《行政处罚法》第30-33条所构建的行政处罚减免制度则折射出人性的温暖和关怀。这种温暖和关怀蕴含在支撑处罚减免制度的法律父爱主义、后果判断理论、责任能力理论和主观过错归责理论等法理之中。比如,关于特殊个体行政违法的减免之规定,闪烁着法律父爱主义的关怀;关于“无后果不处罚”和“首违不罚”之规定,反映着后果主义判断理论在行政处罚法中的运用;以责任能力为“量罚”要件之规定,贯彻了法律责任能力理论;“主观过错”条款,则在行政处罚中嵌入了主观过错归责理论。

故意犯罪的主观归责的范围——以具体的方法错误为例

没有责任就没有犯罪。要使行为人承担故意犯罪的罪责,主观上必须具有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但是,关于认识因素的内容与程度,则存在争议。刑法上的错误论是故意论的反面。错误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否就发生了的结果对行为人进行主观归责。就具体的方法错误而言,具体符合说认为行为人的主观归责受到影响,法定符合说则持否定意见。围绕具体的方法错误所展开的争论,根源于对故意的界定存在差异,同时涉及着手的认定标准和未遂犯的处罚根据等问题。相对而言,具体的符合说更为妥当。对故意的认定与对行为人的主观归责应当分别进行判断。

再谈危险驾驶肇事行为的罪责

危险驾驶行为在具有较大危险性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加害性",从而与放火、决水等行为相当,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同时,在行为人未采取避免措施,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此外,如果行为人在上述情况下,虽采取了结果避免措施,但对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时,亦成立该罪。本文从危险驾驶肇事行为的客观要件、主观归责及定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我国刑法中的“严重后果”及其主观归责

我国刑法中的“严重后果”,是指立法者针对个罪而设立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凡是规定出现“严重后果”才能成立的犯罪,可称为“严重后果型犯罪”。从表述上看,有“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后果(特别)严重”等,统称为“严重后果”。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来看,“严重后果”是我国刑法立法的一大特色,是定量要素立法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