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处罚原理新论——以主观推定与客观归责之关联性构建为中心

传统法人犯罪理论已经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害犯罪,我国需要构建新的单位犯罪处罚原理。复合模式论中的"统合说"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模式论和组织模式论的优势,值得借鉴。然而,为了更好地解决单位间接故意犯罪和单位过失犯罪案件,在活用主观推定的同时,还要通过客观归责限制处罚范围。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构建,不仅可以统一复合模式论中单位刑事责任的性质和特点,而且可以明确个人模式论和组织模式论的相互关系及其构成要件。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推定

"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在无直接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时,为了实现刑法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依据确定无误的基础事实,根据刑事逻辑推理原理对犯罪目的进行主观推定。同时,为了使主观推定的结论从盖然性走向必然性,推定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反驳权,并确立主观推定公开原则。

行政处罚中的“主观过错”:定位、推定与例外——《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评释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是否需要当事人有主观过错,基于《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2款规定,并结合其他相关条款解释可以得出肯定结论,同时,主观过错也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必须考虑的裁量因素。在行政处罚中规定主观过错推定是综合考虑行政机关、当事人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在主观过错推定中,将主观过错客观化为注意义务是主观过错推定的逻辑基点。“足以证明”是一个应当在“排除合理怀疑”和“高度盖然性”之间基于个案情况具体确定的证明标准。若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主观要件必须是故意或者过失的,不适用主观过错推定方法。

论毒品犯罪案件中主观明知推定的适用——基于若干指导案例的考察

毒品犯罪案件司法实践中,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存在较大困难。由此,“主观明知”推定规则应运而生。作为证据裁判原则的例外,“主观明知”推定规则主要散见于非正式立法的规范性文件中。通过分析现有规定和实践做法,可知该规则尚存实践尺度不一、认定标准模糊、现行规定自洽性不足、推定的适用条件及反驳权行使缺乏具体标准等问题。为应对实践难题,立法者应在基本立法层面规定“主观明知”推定规则,明确其适用条件,并允许裁判者在规则的边界内酌用自由裁量权。此外,适用推定的案件还必须在裁判文书中实现心证公开化。

洗钱犯罪法律认定困境及对策研究

洗钱罪入刑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反洗钱的立法力度,但司法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89份洗钱犯罪裁判文书从形式及实质层面进行分析后发现,该类犯罪存在量刑幅度、主观明知、竞合选择及共犯等方面的法律认定问题。为此,应修订刑法条文,出台量刑标准,合理采用刑事推定,优先适用特别法,区分共犯分界线,以扩大本罪的适用,准确有效打击犯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限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呈激增态势,招致对立法的批评,但在网络诈骗泛滥的时下,此罪的增设有其正当性。此罪过度扩张的问题不在立法而在司法,造成了帮助行为正犯化立法不当的表象,故要谦抑认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共犯正犯化的支持即对行为无价值的支持,行为无价值有利于解决极端客观、实质解释倾向。不必囿于理论纠缠,应充分尊重政策考量。预防刑法仍以法益为中心而非风险,应审慎认定间接帮助行为的直接化。前端行为入罪是机能刑法预防观的征表,对此罪的立法限缩,要厘清机能刑法预防主义的含义,进行目的性限缩解释。在司法端要坚持“严而不厉”,在起诉阶段与量刑阶段对立法扩张进行调和,缓和社会防卫与自由保障的矛盾。

论法人组织刑事责任的追究策略选择

由于法人组织在数量、所能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以及法人内部管理机制的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社会上其他追责手段补齐社会治理成本缺口的有效性持续增强,所以追究法人刑事责任所应采用的具体策略也绝非静态。法人与自然人的差异起点在于前者通过所采用的管理机制实施具有规范意义的组织行为,后者通过身体动静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法人管理机制上的漏洞,于客观上违反注意规范而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时,即可完成对危害结果归属于法人的规范判断。法人所明知的内容并不必然等同于个体代理人所掌握信息之和。受到法人投入于信息收集、分享、分析相关领域成本多少以及特定结果预见可能性大小的双重影响,法人可突破决策机构与决策人的预见范围对行为与结果间的关系具有"更加接近或远离于真实"的认识。对法人的责任形式采用主观推定的方式,不仅于刑事诉讼程序上不必区别对待作为犯罪主体的法人组织,也有利于令司法机关利用熟悉的方式获得更加合理的结论。

论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的司法认定及案件侦办

合同诈骗犯罪主观要素证明困难一直是困扰实务的难题,具体存在定性难和举证难两大困境。区分合同诈骗罪与一般合同不诚信行为的关键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当下的审判工作中出现以签订情节和履约状况为基础推定主观要件的认定倾向,虽为困境解决提供了方向指引,但仍存在民事纠纷刑事化以及反推定规则应用下举证不能的风险。侦查机关在办理相关案件时,应当坚持主客观统一,从推定所需的基础事实入手,围绕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整个过程,制定切实可行的侦查策略,强调全案证据的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