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对费希特主观观念论的批判——以耶拿时期的“知识学”为中心

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是黑格尔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费希特率先将康德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与斯宾诺莎的"实体"统一起来,完整地呈现出一个一元论的哲学体系。但是,黑格尔青年时期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批判,也同时揭示了这种主体主义哲学在存在论和方法论上的缺陷。黑格尔指出,由于"知识学"是建立在知性反思的同一律基础之上的,自我统一非我的行动仍然是以一种根深蒂固的对立作为前提,所以,费希特在突破康德为现象与物自体之间所划定的界限的同时,却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康德批判哲学所造成的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本体与现象之间的二元对立,以主观理性的统一彻底取消了对客观之道的追寻,由此促成了现代虚无主义的诞生。

“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问题系统考察--缘起、实质与跨越

国内学术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争论着“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个问题发展到今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个方向。从早期的要康德不要黑格尔,到后来的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以及既不要康德也不要黑格尔,到如今的马克思思想的近康德阐释和近黑格尔阐释的对立。这些观点基本上把问题建立在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上,其实质就是对立康德和黑格尔。然而,这并不符合康德与黑格尔哲学本身,并且,这可能会掩盖问题本身。本文认为要克服这种对立的态势,需要回到争论问题的原点,即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上。康德与黑格尔的对立最初就是黑格尔亲自造就的,康德哲学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和二元论的标签正是黑格尔塑造的。但是,把这种标签理解为对立模式显然既不符合康德的哲学,也不符合黑格尔的意图。

教学本体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范型

教学是一种人为的存在，这是教学本体问题研究的基本前设。作为应然存在与实然存在的统一体，教学有着四种不同的存在形式。教学本体问题研究，主要以客观教学存在为研究对象，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展开，其思维方式需要经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对立统一与过渡转换。这样的研究，应深深植根于人与文化的世界，取向于人与文化的辩证同一，从而体现出对于人的文化生成的终极关怀。

论剪纸艺术的审美价值

论述剪纸的产生、发展及其造型观念和根植于爱的审美活动,阐明剪纸的形式、功能和美学内涵,详尽分析剪纸艺术的语言及其对作者感受的表达。

犯罪性的客观观念和主观观念:社会科学在刑法理论中的作用研究

作者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检验犯罪性(Criminality)认知问题上的原则性信条转变(doctrinal shift)——从普通法上的客观观念(Objectivist view)转变为现代刑法典中的主观观念(subjectivistview)——是否与正义原则的外行人直观相一致。评论者们已经表明,犯罪性的外行人直观已经以反映在立法模式转变中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则得出了一个更加细致的结论:在界定犯罪行为的最低要求时,现代外行直观与现代刑法典相一致,但是在应得惩罚的等级问题上,外行直观则倾向于普通法的客观观念。作者认为,使刑法符合刑事责任和刑罚分配问题上的大众共有直观具有实践价值。正因为如此,研究结论支持设定刑事责任的最低要求时受到经常批评的主观观念,但是反对现代刑法典在确定犯罪等级时改变普通法上的客观观念。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的诠释史——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

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运动情况下,维特根斯坦曾经在1929年初重返剑桥大学之际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现象学”版本。那么,他对于“现象学”的界定是什么? 他的这种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并如何形成的? 这种思想在其哲学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相关思想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自从斯皮格尔伯格在1968 年发现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以来,国际学术界已经提供了不少诠释维氏这一思想的方案。本文将对这些海外学者业已取得的成果作一番梳理,以彰显研究维氏“现象学”问题的学术意义以及这一研究自身的客观难度,并为中国哲学界介入该话题的讨论提供基本的学术背景。

试论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所蕴涵的哲学意义

长久以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反主观观念论”立场一直被简单地解读为对于公共语言游戏规则的优先性的强调,而“公共语言游戏规则”又习惯性地被理解为“只能在一定的语言共同体内起效的经验规则”。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于后期维氏哲学的“唯社会学诠释”忽略了后期维氏与主观观念论传统在内在思路上的传承关系,并由此错误地将前者对于后者的反驳庸俗化为一种“外在的反驳”。通过对于维氏转型期中神秘的“现象学”阶段的简要回顾,本文试图指出:无论是维氏在其“现象学”阶段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先天语法规则的兴趣,还是他对于“现象”自身不同于物理世界之特质的强调,都在其后期哲学中得到了保留;而维氏之所以在1929年深秋以后对作为一个主观观念论体系的“现象学”开始感到绝望了,也并不是因为他对于“现象”的兴趣的衰减,而恰恰是因为他发现了:“现象”自身的特质非但不可能通过一种特殊的“现象学语言”而得到刻画,而且还会因此而被歪曲。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氏对于“现象学”的扬弃与他对于“现象学”的建立走的是同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