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胚胎主体性证成及认定规则的建构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不断完善,给不孕不育家庭带来了福音,然而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尚未明确规定,实践中极易产生纠纷。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获取的冷冻胚胎,承载着不孕夫妻的情感寄托,基于法律天理人情,应当具有“准主体”和“准客体”的双重法律属性。在对冷冻胚胎的主体性权益受到损害进行认定时,应当以胚胎移植时间作为其权利能力的赋予依据,可以有效地解决“冷冻胚胎究竟是偏物多一点,还是偏人多一点”的问题,不仅有利于统一司法决策,也有助于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师生主体性的缺失风险与复归策略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育主体在与数字化技术的碰撞下面临主体性缺失的风险。文章从主体性概念的哲学探究出发,解析出师生主体性缺失与技术异化问题的内隐与外显现象。师生主体性缺失自然地发生于教学活动中,内隐且难以觉察;技术异化现象具有外显性,代替主体性缺失暴露在观察者的视野之内。基于视角主义理论,从“人”“教育”和“技术”的三重视角和两两关系审视技术异化现象,构建“三位一体”异化关系分析结构。究其异化原因,追溯至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根基,通过链式逻辑分别演化出“有机体—环境”和“主客体依存对立”的存在模式,进而衍生出技术意向性和技术不当使用的归因实体。对主体性缺失的现象及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主动遵循数字技术的意向性逻辑、借由发展实践修复师生主体性的缺失、超越原有建构模式以回归师生主体性本身的复归策略,以期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筑牢师生主体性根基。

论智能时代的学生主体性及其培育

如何培养学生合理使用技术并与之共生的能力,同时警惕学生被机器异化而丧失主体性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智能时代,人机协同的教学境遇促发学生主体性的后人类转向,使之呈现出增强扩展、隐性让渡、虚化延展与封闭趋同的新特点。教学作为学生主体性发展与培育的重要活动,遭遇着何以为教的知识困境、人师角色的缺失困境、虚实空间的错位困境及教学艺术的遁隐困境。培育学生主体性需要从课程知识的重新厘定、人师角色的回归进化、虚实空间的精准定位以及教学技术与教学艺术的调和等方面来纾解这些困境。

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理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主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的现实精神与敏锐的未来意识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实现的光辉灿烂的华丽蝶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命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守与权变的辩证统一,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亲邻善仁、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延续发展,并变得愈发璀璨丰盈、熠熠生辉。总之,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全面理解和积极拓展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进路。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的核心概念,要从更悠远的历史纵深、更宽阔的时代视野、更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协调贯通中加以总体性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为立基之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现实关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为核心命题,由此确立了本土化定位的基本依据。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确立了高度的主体自觉,在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中坚定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在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历程中找准了明确的价值目标,由此明确了现代化追求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渗透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原则,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由此展现了全球化发展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传统赓续发展、精神独立自主和文明交流互鉴三方面贯通融合、有机统一的充分彰显。

“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的伪主体间性及其风险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助推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具有语言交流功用、能够进行交互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具有拟主体、类人化等特点,而被乐观地认为可以作为主体参与到教育活动中,乃至颠覆“人—机”的主客关系。但是,实际上,所谓的拟主体氤氲着一种主体幻视,其本质上只是一种披着主体性外衣的高阶客体。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拟人性构建了互动层面的伪主体性,易形成“主体—主体”的关系错觉,故而我们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的主体性关系视为伪主体间的。正是这种具有迷惑性的主体性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介入教育活动时,可能会面临不确定的风险。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拟主体性正向作用的发挥,需要坚持辩证法思维,进一步廓清“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的本体、认识、价值三维视域,不断强化以学生为核心的主体性培育路向。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内涵、特点及进路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指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质的规定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中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标志和基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内涵深植于其丰富的历史传统和不断的创新精神,表现为独立自主与时代融合的特质,呈现出自主性、创新性、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其施力方向集中于加深文化精神内涵、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以及扩大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这种策略不仅巩固了中华文化的根基,也为全球文化多样性贡献力量,确保中华文化在当下保持强大生命力影响力。

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建构研究

快手类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体行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带来多种改变,为农村女性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提供了机会。从实践主体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农村女性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线上,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呈现与自我消费;线下,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组织与关系重建。线上与线下围绕快手,既内外有别,又相互影响,互相强化。但是,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依然面临社区情理难以改变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呈现依然十分有限,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参与也明显不足。乡村振兴、乡土重建需要重建女性群体与村庄公共生活的关联。

村治的“私”化:激发村民主体性的基础逻辑——基于水城区积分制实践的社会学阐释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内生性治理力量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内生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由此阻碍治理有效乃至乡村振兴目标的推进。水城区的“诚信积分制”从村民主体视角出发,以清晰化逻辑将村级“公务”具象化为个体层面的“私务”,基于村民“私”的行动逻辑与家本位观念,人为构造出个人行为与自身、家庭成员及全村利益关联的行为责任连带机制,由此驱动村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同时,在物质利益和面子心理的关联下,村民的行动单位逐渐由家户之“小私”朝着乡村社会之“大私”演进,制度建构的连带公共治理义务被内化为村民的自发参与行为,现代村落共同体日渐生成,村庄有效治理目标逐步达成。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

文化主体性是跨文化视域中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集中彰显,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展现了面向民族文化的整体图景。历史和现实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同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关联。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践履塑造着文化主体性: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主体性以文化基本精神的潜在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了从内隐到外显的变革,同时在拓展叙事空间的意义上将文化主体性建构推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能动力量:文化主体性强化着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自我意识,夯实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同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行动策略上,新时代继续推进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主体性同向而行的关系,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文化主体性所展开的经济社会基础;深化“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百年文艺的理论经验与历史经验的深刻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存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相通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塑造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主体性在主体性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实践意识、本土化的理论塑造与文化建构努力、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思想凝结与理论锤炼三个方面展现内蕴与特征,并对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创造产生重要启发。

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基于“主体性—协同性”的分析框架

新时代社会工作要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效能。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将主体性与协同性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两个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的维度。从“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检视,珠三角D市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服务与协同行动,在风险防范、矛盾化解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治理效能。但从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看,仍然面临着主体性与协同性“双重弱化”的实践困境。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就必须走出“双重弱化”的困境,积极提升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和协同性,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这既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取向,也是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逻辑,同时也为“大社会工作”格局下专业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启示。

批判信息学:守护信息活动中的主体性

批判信息学聚焦于信息技术应用对信息活动中主体性的冲击,探寻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守护主体性的路径,是对信息环境复杂化趋势的一种学术响应。本文对批判信息学进行溯源,梳理其逻辑合理性和研究特征,认为批判信息学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学认识论,聚焦于信息活动中用户的主体地位缺失问题,从负面作用角度对信息管理活动展开辩证性思考。同时,批判信息学已经成长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它以守护信息活动中的主体性为价值取向,主要有三种研究目标,从技术批判和规范批判两个角度展开,已覆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问题。我国信息学领域有必要将批判信息学作为重要研究方向加以建设,实现从“利用信息技术”向“构建信息秩序”延伸,从服务于被动的用户向提升用户的自主性转向,面向广阔的问题空间展开通观性思考。参考文献62。

从劳动力到人—机主体性--如何思考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

智能时代万物互联带来了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而今天更需要我们重新进行理论思考的,恰恰是数字时代的主体性的存在方式。主体的存在方式,在历史的理论脉络上,不仅涉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涉及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技术。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身体是一个可以在现实中交换的抽象的量:劳动力,只有这种劳动力才能将农民从土地和封建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福柯则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将马克思的劳动力变成了人力资本的自我经营和管理,这成为了现代生命政治技术的条件。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主体性的存在,都离不开与之相关的资本主义的装置,前者为工厂的规训技术,后者为企业的控制技术。今天,数据—流量在万物互联网络中普遍存在的模式,也是智能时代的生命政治的形态。要超越这种生命政治,需要重新思考一种人—机主体性来超越孤立的个体和对象,用一般器官学的思维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媒介素养理论范式的嬗变:内容性媒介、物质性媒介与主体性媒介

媒介素养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思,是社会个体层面的能力塑造,要求个体在媒介实践中保持独立且深度的思考,从而维持人的主体性。以技术发展相伴的媒介形态演进为线索,媒介素养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内容和形式为核心的单向度媒介素养理论范式。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刻影响下,当前媒介素养理论应从内容性、物质性和主体性三个层面展开:在内容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自觉而能动地获取、接受、理解、分析、评价、创造和分享媒介内容;在物质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与媒介本身断连或连接;在主体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能够在“人-机联合体”中以人的主体性为尺度,实现人机协同关系的动态平衡。

界限的漂移与主体性的守护:智能化内容生产潮流下人的主体性问题反思

智能时代,人类主体在走向复合化,这既体现为人机一体的赛博格化主体,也体现为智能技术连接的复合人类主体。智能机器对人的思维、语言、意识、情感、社会性等的模仿能力越来越强,这使得人与机器之间的能力界限不再明晰,但人类身体及其生理层面的机理仍难以被机器认识与模仿。对人类来说,思维、语言等能力也仍是维护其在内容生产中的主体性的关键要素。未来的内容生产越来越多地基于人机协同,在协同中,人需要通过意向性、创造力和专业性等来进一步守护自己的主体性。我们也要警惕智能机器对主体性的反噬风险,特别是技术逻辑的泛化风险和增强中的削弱风险。在未来,人类需要更好地理解“人是目的”的含义,以德性、理性和自律来应对机器带来的挑战。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性价值的提升策略

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和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持续推进,高校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性价值虽然不断扩展和延伸,但是其仍然面临被长期边缘化、对自身主体性价值缺乏全面清晰的认知、常态化超负荷工作的严重挑战。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应通过掌握新媒体技术,推进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创办高水平英文期刊,提高显示度和贡献度;坚持学术研究,走学者型编辑之路;进一步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高校管理层应通过建立学术期刊编辑双职称、双身份管理模式,科学细化职责分工,完善出版队伍建设并加强制度支持,从而提升高校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性价值。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跨县搬迁社区运行逻辑及反思——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视角

跨县搬迁社区秩序重建是一个涉及主体、空间、要素和制度的动态复杂过程。本研究以云南省昭通市J安置区为例,基于社区行动主体性理论视角,构建“主体-空间-要素-制度”四位一体分析框架,考察跨县搬迁社区的运行逻辑。“断根”阶段的行动目标是“断穷根”,此阶段社区行动更多指向迁出地传统行动机制延续及再生产;“融入”阶段的行动目标是“能融入”,此阶段社区行动主要包括就业生计、社区治理、社会适应、民族融合行动等。现实经验看,安置区内多元行动主体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延续传统生计的行动逻辑,另一方面“融入”行动重塑也面临就业生计重塑难、社区治理重塑难、社会适应重塑难和民族融合重塑难四重困境,由此使跨县搬迁社区运行呈现“搬迁未断根”与“安置难融入”共存的实践特征。破解上述困境必须从衔接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出发,一方面聚焦大型搬迁安置区的现实问题,健全以属地为主、迁出地为辅的协同工作机制,完善县域公共服务,避免安置区陷入社会化“孤岛”;另一方面重塑共同体意识,健全安置区自治体系,强化搬迁群众内生动力,提前谋划过渡期结束后的社会融合议题,切实规避“扶而不退”的负面效应。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哲学内涵与巩固路径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是在哲学层面对发展文化事业进行的前提性反思。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是中华文化主体在实践中以中华文化客体为对象进行能动性改造和创造性发展,深刻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哲学内涵。中华文化主体性因中华民族在近代蒙难而弱化,因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而得到重塑。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民族精神、民族自信、民族复兴以及文化创新提供文化主体性支撑,是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力量。要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就必须对中华文化主体性进行不断巩固。历史和实践证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把握文化主体与文化客体两个核心概念,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保障文化主体的生成,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收并蓄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创造新的文化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