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

习近平文化思想理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进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世界文明进步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主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的现实精神与敏锐的未来意识确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实现的光辉灿烂的华丽蝶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构成了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命题,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坚守与权变的辩证统一,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真正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支撑和精神引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离不开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场域,亲邻善仁、协和万邦的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实现了延续发展,并变得愈发璀璨丰盈、熠熠生辉。总之,要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有机统一中全面理解和积极拓展文化主体性建构的中国进路。

媒介素养理论范式的嬗变:内容性媒介、物质性媒介与主体性媒介

媒介素养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思,是社会个体层面的能力塑造,要求个体在媒介实践中保持独立且深度的思考,从而维持人的主体性。以技术发展相伴的媒介形态演进为线索,媒介素养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内容和形式为核心的单向度媒介素养理论范式。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刻影响下,当前媒介素养理论应从内容性、物质性和主体性三个层面展开:在内容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自觉而能动地获取、接受、理解、分析、评价、创造和分享媒介内容;在物质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与媒介本身断连或连接;在主体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能够在“人-机联合体”中以人的主体性为尺度,实现人机协同关系的动态平衡。

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建构研究

快手类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农村女性的主体意识、主体行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带来多种改变,为农村女性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提供了机会。从实践主体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农村女性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线上,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呈现与自我消费;线下,农村女性的实践主体性主要表现为自我组织与关系重建。线上与线下围绕快手,既内外有别,又相互影响,互相强化。但是,农村女性的主体性依然面临社区情理难以改变的问题,在公共领域的呈现依然十分有限,对乡村公共生活的参与也明显不足。乡村振兴、乡土重建需要重建女性群体与村庄公共生活的关联。

高校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性价值的提升策略

随着新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和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持续推进,高校学术期刊编辑的主体性价值虽然不断扩展和延伸,但是其仍然面临被长期边缘化、对自身主体性价值缺乏全面清晰的认知、常态化超负荷工作的严重挑战。高校学术期刊编辑应通过掌握新媒体技术,推进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创办高水平英文期刊,提高显示度和贡献度;坚持学术研究,走学者型编辑之路;进一步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高校管理层应通过建立学术期刊编辑双职称、双身份管理模式,科学细化职责分工,完善出版队伍建设并加强制度支持,从而提升高校学术期刊编辑主体性价值。

何以提升参训农民主体积极性?——以高素质农民培训实践为例

高素质农民培训是破解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不足的关键,而实践中农民培训面临着参训农民主体性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参训农民在培训需求研究中处在“旁观者”地位、培训目标设计时居于“局外人”身份、培训内容创生中缺乏“话语权”、培训效果评价时饰演“虚无化”角色等,这是农民的主体特征与主观意愿、培训设计、组织与实施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为农民赋能、赋利、赋权等内外结合的方式,激发农民参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农民培训效能。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师生主体性的缺失风险与复归策略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育主体在与数字化技术的碰撞下面临主体性缺失的风险。文章从主体性概念的哲学探究出发,解析出师生主体性缺失与技术异化问题的内隐与外显现象。师生主体性缺失自然地发生于教学活动中,内隐且难以觉察;技术异化现象具有外显性,代替主体性缺失暴露在观察者的视野之内。基于视角主义理论,从“人”“教育”和“技术”的三重视角和两两关系审视技术异化现象,构建“三位一体”异化关系分析结构。究其异化原因,追溯至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根基,通过链式逻辑分别演化出“有机体—环境”和“主客体依存对立”的存在模式,进而衍生出技术意向性和技术不当使用的归因实体。对主体性缺失的现象及原因进行深入剖析,提出主动遵循数字技术的意向性逻辑、借由发展实践修复师生主体性的缺失、超越原有建构模式以回归师生主体性本身的复归策略,以期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筑牢师生主体性根基。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内涵、特点及进路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指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质的规定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中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标志和基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内涵深植于其丰富的历史传统和不断的创新精神,表现为独立自主与时代融合的特质,呈现出自主性、创新性、民族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其施力方向集中于加深文化精神内涵、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合,以及扩大其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这种策略不仅巩固了中华文化的根基,也为全球文化多样性贡献力量,确保中华文化在当下保持强大生命力影响力。

文化主体性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以1980—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核心

文化主体性是文学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具有民族文化主体内涵,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和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是其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于历史与传统道德伦理关系的思考;其二,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对于文化之根脉的寻找与呼唤;其三,在表现民族精神的探索中,民间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日常物化意识批判与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内涵再辨识

通过总体性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的现实统治(而不是经由“外部灌输”先进的科学理论)从而化为变革现实的实践,来寻找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途径,这是卢卡奇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道路,但对这种物化意识统治的哲学批判在后来不断地被泛化。列斐伏尔就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与觉醒,主要不是一个总体批判泰勒制工具理性主义的问题,而是微观批判个人主义、法西斯主义、消费主义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对现代日常生活神秘化控制的认识论问题。而萨特则从“反认识论”的“存在论”立场否定了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哲学的可能性,他并不认为主体性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自我阶级意识或自我表达,而是体现在日常的直接的物化行动性中。主体性恰恰在于它对自身的“非知”这种物化意识状态。由此,詹姆逊认为,萨特对于今天无产阶级意识衰落问题的敏锐观照以及对卢卡奇的批判,实际上重新激活了阶级意识哲学在全球化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意义。而这无疑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固有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超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认识论的、走向直接改变现实的、革命的实践哲学。人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具体生活实践问题。

算法自动决策下人类主体性危机的立法应对

算法自动决策的本质不是主体法律行为,是大数据收集分析和程序运算的结果,但算法自动决策结果被用于替代人为决策,就需要符合人类社会行为准则和人类价值观。算法自动决策带来了忽视人的主体地位、损害人类社会伦理和公平、侵蚀人的自治机会和意识等负面效应,归根结底是数据处理与算法设计出现问题。人工智能在本质上属于物的范畴,最终应用算法自动决策的是人工智能产品,因此,为保障自动决策技术不违反服务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可以借鉴产品质量制度在算法程序设计中嵌入强制性算法伦理标准,确保自动决策的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符合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和伦理准则。在算法自动决策过程中要保障信息主体的自决权利、落实数据处理者的义务以防范数据滥用;在算法自动决策致损他人时,应由产品生产者承担无过错产品质量责任、用户承担一般侵权责任,以此督促有能力采取措施的主体控制自动决策风险。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呈现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的核心概念,要从更悠远的历史纵深、更宽阔的时代视野、更美好的未来图景的协调贯通中加以总体性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为立基之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现实关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为核心命题,由此确立了本土化定位的基本依据。中华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确立了高度的主体自觉,在深化“第二个结合”的理解中坚定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在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富有的历程中找准了明确的价值目标,由此明确了现代化追求的内生动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渗透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根本原则,蕴含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由此展现了全球化发展的开放胸怀。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传统赓续发展、精神独立自主和文明交流互鉴三方面贯通融合、有机统一的充分彰显。

信仰的信用、肉体的思想与积极的末日观——对“二战”后初期荒正人主体性论、世代论的一种解读

荒正人作为“二战”后日本文学界诸多论争的实际策划者和推动者,战后初期在其主导的《近代文学》等阵地上发起了“政治与文学”论争。他超越左右阵营,以“三十岁一代”的代言者姿态,对文坛前辈们发起整体性的批判。他强调应通过“肉体的思想化”,以转向体验和战争体验为媒介,反思战前、战时放弃信仰抑或曾协力了军国主义的“四十岁一代”之意识形态主张,拒绝盲信、盲从“主义”,以此实现对战前、战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扬弃,直指对战后文学主导权之争夺。面对战败“末日”,他以战争体验、战败终局为经验前提,对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提出质疑;同时强调应对战败“末日”持积极的认知态度,不惮挥别传统、从头再来。荒正人所代表的《近代文学》同人以事实以及跨战争的思想、言行连贯性为依据,在道德层面发起了对文坛前辈战争责任的追究,发出了每个人应自我革命、自我反省的呼吁;这与新日本文学会以其自身主导权为自明前提、以阵营区分为特征而指向他人的自我批判要求大异其趣,双方终而走向敌对亦是必然。二战后至今,战争责任问题在日本逐渐虚无化,回到战后初期的原点对此虚无化路径做实证性考察本身是必要的,文章也希望以此为战后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探寻一种新的思路。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逻辑溯源、系统呈现与价值旨归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体现了本土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坚守性和发展力。中华文化主体性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生发于对外来文化的清醒认知,升华于对发展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系统呈现和深度拓展。这一思想激活了中华文化的生命活力,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弘扬了中华文化的崇高使命,开创了中华文化的崭新形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强大行动指南,从理论、实践、现实、国际的维度出发,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不断铸就文化新辉煌,让中华文化主体性更加彰显。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认知识解视域下李煜词作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在词作翻译中的重要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受客观主义翻译观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认知识解理论为从认知层面阐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基于该理论,借助自建的许渊冲译本和Daniel Bryant译本小型语料库,从聚焦、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维度,探究李煜词作不同英译本的共异性及其背后潜隐的认知理据。研究发现,除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不同识解方式是造成译者选择不同译语对译文进行编码的隐性主因。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李煜词作的英译研究,也为读者理解不同译本背后的认知理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乡村旅游视域下传统村落的主体性消解与重构

高强度的社会流动加剧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乡村旅游在助力乡村发展的同时,也为传统村落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本文依据“主体性意识”和“主体行动能力”两个维度,重新对传统村落进行类型学划分,并进一步解读乡村旅游发展何以消解与重构传统村落的主体性。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塑造了差异化的村落主体性景观,具体表现为主体性意识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双重消解、主体性意识与主体行动能力的双重重构、主体性意识的消解与主体行动能力重构、主体性意识重构与主体行动能力消解四种类型;“有主体意识—有行动能力”是乡村旅游驱动传统村落转型的理想状态。其中,主体性意识得以重构的关键在于社区精英或外来精英有意识的引导和干预;主体行动能力得以重构的关键在于确保多元主体均能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得参与机会和参与空间,尤其注重对村民参与能力的培育和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化主体性建构

文化主体性是跨文化视域中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集中彰显,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展现了面向民族文化的整体图景。历史和现实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同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关联。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践履塑造着文化主体性: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主体性以文化基本精神的潜在形式呈现,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使中华文化主体性实现了从内隐到外显的变革,同时在拓展叙事空间的意义上将文化主体性建构推向新的高度。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给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能动力量:文化主体性强化着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自我意识,夯实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同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行动策略上,新时代继续推进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和文化主体性同向而行的关系,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丰富文化主体性所展开的经济社会基础;深化“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下交群评”:迈向人民主体性的基层治理——以北京市平谷区接诉即办改革为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成为主导基层治理的逻辑,在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以北京市平谷区“下交群评”工作为例,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机制,并重点关注如何引导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研究发现,“下交群评”通过治理主体的组织嵌入化、治理单元的熟人社会化、治理规则的崇公抑私化、治理机制的交互整体化形塑了新时代“三治融合”的实践机制,为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接诉即办的倒逼式治理到主动性治理,再到自主性治理,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情况的监督者。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基层正在从被动的市民诉求驱动迈向人民主体性的治理。

村治的“私”化:激发村民主体性的基础逻辑——基于水城区积分制实践的社会学阐释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内生性治理力量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内生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由此阻碍治理有效乃至乡村振兴目标的推进。水城区的“诚信积分制”从村民主体视角出发,以清晰化逻辑将村级“公务”具象化为个体层面的“私务”,基于村民“私”的行动逻辑与家本位观念,人为构造出个人行为与自身、家庭成员及全村利益关联的行为责任连带机制,由此驱动村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同时,在物质利益和面子心理的关联下,村民的行动单位逐渐由家户之“小私”朝着乡村社会之“大私”演进,制度建构的连带公共治理义务被内化为村民的自发参与行为,现代村落共同体日渐生成,村庄有效治理目标逐步达成。

文化主体性建设:以“我”观之

不论处境如何,始终同时保持刚健精神和忧患意识,乃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本色。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需要不断发挥本色成就大我。大我是文化共同体之“心”,它无形无象,遍在于不同的个体,将其统摄为一个有机整体。文化主体性建设,需要激发文化共同体之大我作为时间性的存在,增强以“念”留持过去、预期未来的能力。以“念”留持过去,发乎行,则是尊重、珍惜、传承与弘扬文化传统。文化主体性建设要求我们用“工作坊的方式”而非“博物馆的方式”将传统文化“据为己有”。文化主体在时—空之中生成壮大,一方面通已往将来于念之中,从而成为时间性的存在,另一方面通东西文明于念之中,从而成为世界性的存在。为中华建现代文明,为人类开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