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肿瘤患者及照顾者家庭功能与经济毒性的纵向主客体模型研究

目的 探讨脑肿瘤患者和主要照顾者的家庭功能对双方经济毒性的预测效应,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便利抽取脑肿瘤患者及主要照顾者233对为研究对象,于诊断后3 d及诊断后6个月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患者报告结局的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照顾者报告结局的经济毒性综合评分量表进行调查;基于纵向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脑肿瘤患者和主要照顾者的家庭功能对双方经济毒性的预测效应。结果 脑肿瘤患者家庭功能总分为65(55,71)分,主要照顾者总分为68(61,72)分;脑肿瘤患者经济毒性总分为23(18,27)分,主要照顾者总分为21(16,27)分。从主体效应来看,脑肿瘤患者及主要照顾者的家庭功能对其自身的经济毒性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0.346、0.510,均P<0.05);从客体效应看,仅主要照顾者的家庭功能对患者的经济毒性有显著预测作用(β=0.372,P<0.05)。结论 脑肿瘤患者的经济毒性受到自身和主要照顾者所感知家庭功能的影响,医护人员应重视脑肿瘤患者家庭功能的评估,积极探索以家庭功能为焦点的干预方案。

夫妻共情对青年乳腺癌患者与配偶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交互影响

目的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乳腺癌患者与其配偶的共情对双方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的影响。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痛苦表露指数量表及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对281例青年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进行调查,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处理成对数据。结果 患者的共情及自我表露总分显著高于其配偶(均P<0.05),但二者的亲密关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显示,患者及配偶的共情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自身的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患者的共情可以显著正向预测配偶的亲密关系(均P<0.05),但不能显著预测其自我表露(P>0.05),配偶的共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患者的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P<0.05);路径分析显示,配偶自身的共情可以通过对患者的自我表露影响其亲密关系(P<0.05)。结论 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共情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两者的共情影响自身和对方的自我表露及亲密关系。应基于共情的夫妻二元干预视角制订相关的改善措施,提升两者的共情能力,从而促进患者与配偶的自我表露并提升亲密关系。

夫妻依恋风格、婚姻归因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的依恋风格、婚姻归因与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北京地区选取155对夫妻,采用Brennan等(1998)编制的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Stander编制的婚姻归因量表(MA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报告其依恋风格、婚姻归因方式和感知到的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1)夫妻对婚姻质量的总体知觉较为一致,但丈夫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妻子;(2)夫妻双方在回避依恋和焦虑依恋两个分量表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婚姻归因上,妻子比丈夫表现出了更多的消极归因;(3)妻子的消极依恋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丈夫的消极依恋对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没有显著影响;(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的依恋风格、归因方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的依恋风格不能显著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但其归因方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的归因方式并不能显著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夫妻沟通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系

本文拟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的方法深入探讨夫妻双方感知到的夫妻间的沟通模式与其自身及配偶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取样的方式在澳门地区选取130对成年夫妻,采用Christensen等人修订的沟通模式调查问卷(Communication Pattern Questionnaire,CPQ)和Spanier编制的婚姻质量问卷(Dyadic Adjustment Scales,DAS),要求夫妻双方分别以自陈问卷的方式报告其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通过配对t检验、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发现:(1)夫妻间的沟通以建设性沟通为主,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较少;丈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总体上优于妻子感知到的婚姻质量。(2)夫妻双方在沟通模式和婚姻质量的感知上具有一致性,在沟通模式中的两个和婚姻质量中的三个分量表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3)夫妻间建设性沟通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而双方回避和要求/回避型沟通则显著地负向预测自身感知到的婚姻质量。(4)在控制了丈夫、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对其自身婚姻质量的主体效应之后,丈夫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可以显著地预测妻子感受到的婚姻质量;然而妻子感知到的沟通模式并不能显著地预测丈夫的婚姻质量。

新生婴儿父母养育压力对婚姻质量的影响:配偶支持的中介作用

研究旨在考察养育压力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配偶支持在二者中的中介作用。招募90对北京市新生婴儿父母,采用婚姻质量量表、养育压力量表以及亲密关系支持量表进行施测,并采取主-客体互倚模型等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研究发现:(1)丈夫与妻子的养育压力、婚姻质量、自身所感知到的配偶支持都呈显著正相关;(2)只有丈夫的养育压力不仅能够显著负向预测自身的婚姻质量,还能够负向预测妻子的婚姻质量;(3)丈夫自身感知到的配偶支持水平在其养育压力对自身婚姻质量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乳腺癌患者及配偶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

目的:探究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方法:选取某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乳腺专科门诊的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共206对,采用婚姻调适测定(MAT)、二元应对量表(DCI)进行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APIM)分析患者及其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的关系。结果:乳腺癌患者的积极二元应对、支持性二元应对得分均低于配偶,而委托性二元应对得分高于配偶(均P<0.05)。APIM结果显示,个体的婚姻调适与自身及配偶的共同二元应对、支持性二元应对均正向关联(β=0.76~2.37),与配偶的压力交流正向关联(β=1.73、1.85),配偶的婚姻调适与自身压力交流正向关联(β=1.14);个体的婚姻调适与自身消极二元应对负向关联β=-0.94、-0.86),配偶婚姻调适与患者的消极二元应对负向关联(β=-0.48)。结论:本研究提示,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婚姻调适与二元应对相关,积极的二元应可利于自身及对方的婚姻调适。

承诺与亲密伴侣暴力的关系研究

目的:采用主—客体互倚模型的统计方法,探讨承诺和亲密伴侣暴力的关系。方法:采用投资模型量表中文版和冲突策略量表中文修订版对201对情侣进行施测,用SPSS16.0和Lisrel 8.8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男生和女生的承诺不存在显著差异;2女生的亲密伴侣暴力显著高于男生,具体为躯体攻击和心理攻击;3女生的承诺能负向预测自身的施暴行为,男生的承诺不能预测自身的施暴行为;4在控制了主体效应之后,女生的承诺能负向预测男生的施暴行为,男生的承诺能接近显著地正向预测女生的施暴行为。结论:恋爱中女生的承诺能显著降低与伴侣互动中的施暴行为(主体效应)和受虐行为(客体效应),男生的承诺对施暴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主体效应),对受虐行为的影响达到接近显著的水平(客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