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举报执法

举报执法不是行政机关主动履职的执法行为,而是基于举报启动的行政执法现象,作为执法手段在于事实有用性并具有现实经济动力,难以符合现代法治宏观要求和行政法治具体要求,难以保证避免执法冲动,难以保持不偏不倚的公正角色。难以符合正当程序的价值要求,难以通过法治价值和道德价值衡量,难以构建现代法治理念和构筑善良道德体系,难以维护政府执法的良好形象,难以保持依法行政本色和显现法治特色。

地方政府为何会推进举报式执法?

举报式执法因其兼具工具价值和民主价值,被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时所选择应用。我国地方政府在举报式执法手段的选择与治理方式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150787份通过公民举报而推进的行政处罚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各地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与研究发现,地方财力、地方执法压力以及公众参与需求,是地方政府选择与公众进行合作、采取举报式执法治理手段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地方举报制度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选择举报式执法,并提高合作治理程度。在下一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改革中,地方政府应建立科学的举报奖励制度,促进政社合作,以举报式执法之优势缓解行政资源匮乏与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问题。

举报执法的法治衡量

法治衡量举报执法发现诸多问题:法治价值有难题,法治方向有偏移,法治运行有路障,法治目标有异化,法治路径非程序。有效性价值是考核判断标准,法治合法性和道德合法性构筑整体架构,自然法价值是原始基因,程序价值是法定步骤,行政构成和行政价值成为技术要素,执法衡量为外观终点。所以,举报执法宏观上难以坚持法治立场和紧随依法治国的法治步骤,中观上难以规范依法执法和促进主动行政执法,微观上难以提供合法、合理和合情根据,价值上难以蕴涵行政法治精神和构建现代道德善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