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官自代与南宋士人关系——以周必大的七次举官自代为中心

宋代的举官自代是一项沿袭唐制而来的特殊荐举制度。宋初,举官自代呈现出“咸平四年之制”和“特诏举自代”两种形态,其后多以前者为主。南宋周必大于乾道七年(1171年)至淳熙六年(1179年)七次举官自代,七封举状揭示了在同宗、同乡、同年、同僚、学术同好、政治“同盟”等关系之外,被举者的家学家风、道德品行和为官政绩等因素也融入士人交谊中,成为荐举理由。由于被举人很少凭借举官自代迁官,该制度的功利性远较其他能带来改官的荐举制度为弱。通过考察这一功利性淡薄的制度,一种既包容甚至跨越学术与政治分歧,又掺杂着血缘、地缘、业缘、“学缘”等因素的多面向南宋士人关系得以展现。

南宋“举将帅”制度试探

与迫于强敌军事压力亟于用将的客观形势相适应,"举将帅"在南宋趋向于制度化,中央侍从、两省、台谏以上的文臣与三衙管军等武臣,地方路、州两级的长官与总领所的总领、都统司的都统制,都有定期和不定期向朝廷举荐"将帅"的权力和义务。文武高官"举将帅"的主要对象,是三衙和江上、四川诸军都统司现任或曾任的统制、统领官。三衙管军等南宋高级武将在制度上还可以"举自代"。"举将帅"是南宋选将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要受制于君主和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