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疑唯轻”原则下刑事被告之举证负担

罪疑唯轻是刑事法中的重要裁判原则,裁判者在犯罪事实存在疑问时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判。如果公诉方不履行法定的证明责任,或者刑事被告提起"有事实根据的合理怀疑"使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裁判者应当遵守罪疑唯轻原则作出有利于刑事被告的判决。"选择确定"本质上是罪疑唯轻原则例外,但刑事被告在选择确定中仍无需承担主观的举证责任,只承担客观的证明责任。在程序性事项上,除重大的影响刑事被告权利的事项外,罪疑唯轻无适用余地。

《侵权责任法》背景下的医患举证负担研究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后,原来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得以转变,转而实行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的制度,这样为构筑和谐的医患关系、处理医疗纠纷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本文首先分析了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局限性,其次,分析了《侵权责任法》出台后医患举证负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民事诉讼中被告的举证负担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被告可以采取反驳证据、反证和新的本证三种不同的方式对原告的主张进行反驳。被告举证到何种程度,其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才算完成,举证负担才能卸除?三种不同的反驳方式下,被告的举证负担是否相同?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之“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认定规则——《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3款评析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3款确立了"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认定规则,即以推定的证明方式认定"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该款的设置是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背景下为缓解控方证明压力对被告人举证负担的重申,并非证明责任倒置,也非证明程度的降低。《解释》第11条第3款的适用前提是存在"批量"的公民个人信息,"批量"的含义应限定为五千条以上;适用的基础是抽样检测信息真实,此为获得推定结论的桥梁;适用的实质是辩方为推翻推定的结论提出反驳。

论物权法上的权利推定

物权法上的权利推定,是一种举证负担规范,只能于诉讼上发挥减轻证明负担的作用,不能终局性地解决权利归属问题。权利推定与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善意取得制度实则发端于同一根源,即占有或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彰显物权的机能。由其性质所决定,权利推定必须以物权法上的权利变动规范为根本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或善意取得制度因此可构成权利推定(力)的基础材料。将推定力看作公信力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基础或出发点,乃本末倒置之举。

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本文考察了举证责任的基础概念、一般理论及目前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对这些概念理论的接受状况或程度,在此基础上展示举证责任倒置和减轻在我国民事立法上及司法实务运作中的种种形态。本文不强调定义的精确和理论的新颖,而着力于尽可能紧扣我国民事审判实务的具体场境,去尝试系统地整理相关的基础知识。

证明负担动态论研究

当事人如果要求法院依其主张为裁判时,必须就其所主张的特定、重要、有关联的事实,负有主张和提出证据以为证明的负担,如果有不能提出证据或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成立的情形时.则负担事实审理者不能依其主张作出裁判的结果;如果提出的证据,导致事实审理者对案件事实认定存在真伪不明的情形时,即有不能依其主张的事实作出裁判的危险的负担。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的内容包括事实主张项下的证据方法的主张负担(behauptungs last,burden of pleading)、提出该证据方法的负担即举证负担(the 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以及对证据进行辩论的负担即心证负担(the burden ofpersuasion)。

农民工工伤维权中完善立法之思考

农民工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群体与具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在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别,由于他们与用人单位很少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其人身、财产权益侵害,寻求司法救济时困难重重,因此就农民工工伤维权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完善立法,从制度上切实保障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论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不适用性

证明责任不同于举证负担。无罪推定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以及刑事诉讼结构的特点决定了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不适用性。但被告人在一定情形下有举证负担。

商业秘密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呼唤着我们重视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在知识产权领域,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却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与国际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关于知识产权的分协议,在规定必须给予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部分,专门规定了“对未公开信息的保护”;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形成的谅解备忘录中,以第四条专门约定保护商业秘密.因此,加快我国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步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已成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为此,本文拟就我国目前商业秘密保护法起草过程中面临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论不动产登记与权属确认——兼论对《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2条的理解

物权变动的"权源"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或法律规定的非法律行为,而非不动产登记的确认。从民事诉讼程序看,法律对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的规定是一种证明责任或举证负担规范。《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2条是指登记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一致,"真实权利人"应当是"真实物权人",只有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述事实,其确认物权的请求才能够得到支持。

论技术标准在产品责任中的法律意义

产品责任，一般指因产品有缺陷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产品缺陷是构成产品责任的重要要件之一，产品缺陷是产品责任的客观前提。我国《产品质量法》第２２条所指“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

“优选锯”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二审落槌

“在商业秘密案件中,技术事实查明和举证责任分配是核心问题,其决定了诉讼结果成败和商业秘密保护实效。”近日,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马一德对“优选锯”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给予高度评价:“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的判决实现了当事队双方之间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避免了权利人过重的举证负担。为技术秘密侵权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了裁判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