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记汉文帝举贤良事辨误

《汉书》记汉文帝前15年再次下诏举贤良,《史记》不载其事,但《汉书》其实也并未见到过诏令的原文,根据的只是汉文帝给推举出来的贤良、太子家令晁错的"求贤诏书",其中提到了曾下过的"举贤良"诏令。由于把这道求贤诏书误解为下给所有被推举出来的贤良进行统一"策试"的"策诏",《汉书》以含混的笔法给其未读到过的"举贤良"诏令增添了两项并不曾有的内容:汉文帝要对推举出来的贤良"亲自策问",贤良必须作书面答卷。《汉书》进而又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了"对策",晁错被评为第一,那时已经有了一套推举、考试、评比和录用人才的制度。《汉书》记建元元年举贤良,继续编造说当时有"百余人"参加"策试",造成严重的误传。《资治通鉴》沿袭并加重了这些错误。

论泰始年间“举贤良对策”与晋初的治道

西晋泰始(265—274年)年间,晋武帝诏举贤良对策,以便探索并实施能够巩固新王朝的治道。贤良方正郤诜、阮种、挚虞等从治道理念、实施治道的制度创设、治道路径等方面回答了晋武帝的策问。晋武帝的策问和贤良们的对策体现出晋初治道的政治价值取向。"太康之治"是晋初治道的成果,它体现了晋武帝不凡的政治家品质,也内含了对策诸贤良的政治智慧和贡献。然而晋初的治道中也隐伏着诸多政治危机。加之晋武帝在平吴以后"怠于政术",治道危机在武帝以后剧烈爆发,最终断送了西晋政权。

从“举贤良”看汉代的选官制度

汉代的"举贤良"可以从思想、制度、人物三个层面进行探讨,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并作用于汉代政治。贤良不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在汉代重要决策的拟定、选举制度、州郡设置、思想以及文教等领域中都有重要的建树。贤良与政治的互动,产生的合力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但其固有的弊病仍然成为后世的借鉴。

魏晋“举贤良”与贤良对策研究

魏晋时期“举贤良”作为对九品中正制的补充,通过皇帝降诏开科、举主选拔推荐、策试评定等第并分等授官的模式,面向各阶层选拔有政略文才的士人。贤良对策文风质朴、立场鲜明,以经义为本阐发军国要政;选拔标准强调唯才是举,并特别说明贤良的私德和风评不在选拔标准之列。魏晋二百年间共降诏“举贤良”至少18次(包括孙吴、十六国政权),体现出统治者对贤良科选拔“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者参与政权的重视。

唐代“举贤良”研究

从西汉到隋唐,贤良科由一项察举特科转变为科举制下的制举科目。唐代“举贤良”仍遵循皇帝降诏开科、举主推荐、策试评定等第并授官的传统模式,但举主推荐不再是选拔的关键环节,唐文宗时甚至允许贤良自由报考。策试环节则由察举制的合格性考试转为科举制的选拔性考试,统治者以策问“束问”鼓励贤良畅所欲言、直陈时事。作为制举科目的贤良科,因其无需守选直接授官的特点,成为唐代士人理想的入仕途径之一。

举贤良与化民风

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南宫的庆功宴上发话说，大家实话实说，我为何能得天下，项羽为何会失天下？部下回答不得要领，刘邦干脆点破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关照现实接地气 实事求是重人道——公孙弘《举贤良文学对策》赏析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27岁的汉武帝下诏向朝中诸儒问策,71岁的公孙弘应诏写下《举贤良文学对策》(又称《贤良策》)。在一百余篇对策中,公孙弘的对策本来被主管文化教育的机构太常判为"第居下"(等级为下等)呈给汉武帝,汉武帝阅后却将公孙弘的对策擢为第一,并亲自召见他,后拜他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举贤良对策》对当代学校教育的启示

在《举贤良对策》中,董仲舒从人性、明师、教化、伦理几个维度提出的教育思想对当代的学校教育有颇多启示。性者生之质,它构建了德育的实践路径。置明师,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赋予明师中流砥柱的教育价值。礼乐教化内化学生的高雅志趣。伦理教育思想规范了教育秩序。

董学村 文明风吹阡陌间

公元前157年,也就是汉文帝后元七年,古广川郡(今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一学子,告别自己下帷授业的小村落(今衡水市故城县董学村),渡过清凉江,在漳水买舟西上长安。在长安,他呈《举贤良对策》,深得汉武帝赏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使儒学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正统思想。此人便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董仲舒。

董仲舒对策考

《汉书》记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然后出任江都相,明确无误,但说自汉文帝前15年举贤良已有了统一的"策试"、"对策"、"评比"、"选拔"等一套措施则是误解和误记。汉武帝建元初对推举出来的贤良有"征"和"待诏"一类的安置措施,但尚无统一的策试。直到元光五年举贤良才规范了一些。《汉书》把"对策"中迎合汉武帝的一些建议描绘成董仲舒的创见,被汉武帝一一采纳。其实,汉武帝先已实行了"尊儒"、"举孝廉"等。董仲舒的"对策"只供武帝"亲览",当时并未公开,也不存在是否采纳其建议的问题。汉武帝"尊儒"是事实,但并不曾颁布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法令。

唐代国家取士制度系统表释(上)

本文题目的“取士”主要是指“以文取士”;以文取士,简明地说,就是将“文”作为重要准则和试项来选任所需之士的制度。这个“文”,相对狭义地说,是指考试所用的各种文章(体),也可延伸至相关学识和技能。以文取士的精神(包括意识、理念、原则等)及活动,古已有之;其有史可据的制度性施行,最晚也可溯至汉初文帝的诏举贤良文学。相沿至于唐代,国家全面实行以文取士制度,形成庞大而严密的制度系统,并著为典章,载入文献,成为一代盛事,亦为后世所取法。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属河北省景县)人,中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专攻《春秋公羊传》。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延揽四方才俊,让地方郡守、诸侯推选贤良博学之士,欲闻治国"大道之要"。董仲舒在上《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大一统"的思想。董仲舒在我国思想史上的贡献,除了"大一统"思想外,还有"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的思想。

工笔人物画的文人实践——以李公麟的作品为例

一、身份与立场 李公麟（1049年-1106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文人士大夫,其家为舒城大族,家世业儒,其父李虚一曾举贤良方正科,任职为大理寺丞,获赠左朝议大夫,喜好收藏法书名画。李公麟自小受其父影响,耳闻目濡,开启了艺术之门。

建元年间儒事考

建元元年卫绾奏罢贤良方正,是因为他们当中一些人提出了与黄老无为不同的思想主张。卫绾所维系的是黄老思想,并非尊儒。董仲舒对策不在此年。建元二年窦婴、田虫分等尊儒失败,虽然可以归咎于守旧的窦太后,“鲁学”的保守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建元五年设立五经博士,是儒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浅析汉武帝时文官政府的组建

在汉武帝时期以前的西汉历史,政府官员的选拔一直没有一套固定可行的选用制度。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武帝对政府官员的选用进行大胆革新,包括:设立《五经》博士、令郡国举孝廉、设立太学等。从而逐步建立起一个非功臣,非外戚的读书人的政府,或称"士人政府"。并为这个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察制度。这一整套制度在当时适应了适应了武帝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加强皇权,对全国资源的有效调配的需要,也对后世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一、生平简介公元前179年,董仲舒出生于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家庭,有着良好的家教氛围,从小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进而到了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三年不窥园"的境界。董仲舒的老家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临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他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

西晋著名书法家索靖

索靖（公元239—303年）,字幼安,西晋时期敦煌龙勒（今敦煌市南湖一带）人,中国古代成就卓著的书法家。 索靖出生在一个累世官宦之家,他少年时代就有＂逸群之量,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被誉为＂敦煌五龙＂之首,

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至104年)是西汉时期最有影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文景之治”和“武帝之雄才大略”的封建汉王朝极盛时代。但是,在经济发达、政治统一的背后,也蕴藏着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汉武帝面临北击匈奴、内削诸侯王权、打击工商豪强、镇压农民起义的政治局面,急切需要一种能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为自己服务。董仲舒的道德教育思想和他的其他思想主张,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并为汉武帝重用。

杨孚

杨孚，字孝元，或作孝先，东汉时南海郡番禺县漱珠岗下渡村（今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街道下渡村）人，生卒年待考。早年致力读经史，深入钻研，公元77年，以参加朝廷举行的贤良对策入选而为议郎。【乾隆】《番禺县志》卷15记载：汉代“章帝朝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和帝即位，欲用兵匈奴，孚奏言：创造用武，守业尚文。

念奴娇——评审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成果

几多新秀,笔花生文采,凌烟谁上?青出于蓝非本色,思想更为开放。走马看花,拾金寻玉,折桂胸怀广。天平公正,尽人都会景仰。确信教育先行,阳春有脚,后浪推前浪。瑞世奇才终可得,落榜毋须惆怅。借此东风,升堂入屋,独创明方向。当年王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