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护国运动若干史实考——读周钟岳《云南护国首义之历史谈》

云南护国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及其光荣的历史地位,中外历史学家早有定论。但对护国运动的若干史实,以及主要领导人物唐继尧的评价等问题,至今仍众说不一。经考证认为:护国运动并非蔡锷到滇才开始;护国运动选择云南是历史的必然;唐继尧与蔡锷在护国运动中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无适无莫”与“和而不同”

目前学界对孔子"和而不同"的认识,多持肯定态度,相关理解也在深化过程中。而孔子"无适无莫"的看法,正是对"和而不同"观念的深化和补充,却未获关注和认同。"无适无莫"要求君子处事不带任何先入之见,更不能以人划线或作简单的"阶级"分析,也就是今人所谓"对事不对人"。因而要求做到"义之与比"。"义之与比"即以道义为标准,从善如流。此即古希腊学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应有含义。

金寻者笔下的侠客精神

金寻者是为了揭示"侠客精神"而写作。他的作品抑"武"扬"侠",是为了揭示长期以来被武功遮蔽住的侠客风骨;在他笔下,"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已不再是洒脱,而是放弃个体存在来实现一种文化上的绝对价值;他认为侠客精神的本质是"义","只问义之所在"是任侠而非任性,且必然否定"不择手段"。

儒者与众人的异同:以同而异——从《礼记·儒行》“其服也乡”谈起

文章从何为儒服的问题入手,叙述深衣之制与深衣之义,首先指出儒者与众人之异不在于服,继而通过阐述"君子以同而异"的内涵,试图揭示儒者与众人之表征上的异同背后的根据和原则。最后得出儒者立足于其与众人之性同,故于众人既有饱含善意、体谅的"小合",亦"和而不流"。意在化解儒家经典文本对儒者(君子)行状的描摹,既有"入乡随俗",又有"特立独行",这个乍看之下的矛盾。

义利之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义利关系及其当代审视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义利关系是备受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主张在《国语》、《左传》已现端倪。在漫长的处理义利关系的实践和思考中,形成了义之至上、利之优先及义利相和三种处理义利关系的不同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程度不同的为现代人处理义利关系提供了相关智慧。

川端康成《古都》中仁义精神的研究

《古都》是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三部代表作品之一。描绘了日本帝都的风土人情,姐妹之间相互奉献之美,父母亲情之美。凡此种种,尽是人间美妙的真情,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仁"与"义"之精神所在。同时也呈现出当时社会下人们的一些无奈与悲哀。西洋文化侵入下的传统店铺的衰落,命定的艺妓之路,门第差异下的退而求次,以及他们难以成全实现的"仁"与"义"。

梁章钜《制义丛话》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困境

梁章钜编纂的《制义丛话》是救正嘉、道间制义之弊的用世之作,他试图从正文体与正人心两方面入手,引导士子回归制义本原,而展开了系统的理论探索。当时救正制义之弊的社会语境正面临着正文体的消颓与正人心的缺席问题,梁章钜的理论建构弥补了这一不足,从而拥有较强的救弊潜力。但在现实层面,却遭遇了实践的困境。原因在于,在制义之道分裂的格局下,一方面,社会现实环境排斥回归制义本原,另一方面,《制义丛话》精英式的理论表达路径难以被社会尤其是下层士子所接受。

《释量论》的量之性相略探

陈那的《集量论》与法称的《释量论》是佛教量学的主要理论系统论著,对于量的性相,虽然在《释量论》的《成量品》中已经提出"量是无虚妄知"、"且非知叉能显"二偈,但后世印度学者却有不同的看法与解释,传至西藏后,经藏传佛教学者加以辩证抉择,提出个人的主张,使量学的研究更为深广。藏传佛教主要派系都有对《释量论》中有关量的性相解释,各有不同主张。本文以法称以降的印度佛教学者、藏传佛教主要派系学者对量的性相以及所发挥的新意等量的性相作为论述重点,进一步探讨《释量论》对量的性相真义。

瞽瞍难题与孝道的唯义主义

舜之事亲,涉及孝道的瞽瞍难题。与游叙弗伦问题相参可以发现,依照瞽瞍难题,儒家的孝道是唯义主义,既不是唯意志论、权威主义或盲从主义,也不是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义者,宜也,在亲“不可逆”的通则之下允许亲“不能顺”的情形。“从义不从父”的“不从”精神构成了儒家传统的一个重要面向。义者,有义理,有情义,在或谏或从的理性省察的同时还有怨慕情结等复杂的情感介入。唯义所在,在消极的意义上是从义不从父;在积极的意义上则是以义辅亲。孝道问题的焦点在于子女对于父母如何行孝。更深层次的关切则是如何在行孝的过程中成就父母、成就自己、参赞天道。极而言之,义之所在为天。知孝知天,贞生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