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文法视野下义例、史法、义法之辨析

学者们往往将方苞所谓文章义法等同于经学义例、书法或史法,此观点值得商榷。义例、史法对文章文法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都重视大义的书写,也影响到义法说对文章大义指向的重视以及将义与法密切关联的主张。不过,经学大义或史学大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学者共同认可或遵守的价值观念,而文章大义则往往体现作家个人的学养、精神等等。义例、史法、文章义法也都关注文章写作之“法”,都会考虑书与不书或材料的取舍等问题,但在“法”的内涵和指向上又有明显区别。经学家对书法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文章字句上,即所谓“一字褒贬”,史法的根本在于对体例的把握;《史通》开启了叙事文法的总结,明人以此为基础,通过《左传》《史记》等的评点使叙事的篇章之法得到充分认识和发展;方苞义法说的提出又以明人为基础,简化明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炫目、奇妙之法,主张法的运用随义而变化,更关注最基本的篇章法则,确立了清代文章学的基本走向。

清代碑志义例:金石学与辞章学的交汇

清代金石学勃兴,义例分支亦随之蔚成大观。清代义例探求扩展了“金石三例”仅限于唐宋大家、名家的原有范围,分裂为骈文、古文、折中三派。金石学领域的关涉义例之作繁琐且有考史倾向,背离了“金石三例”开创的有裨文章的传统;辞章学维度的碑志义例研究与现世创作紧密相连,直接服务于创作,其探讨具有重要的文章学和文体学意义。

论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

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是深重的。经学对《汉书》义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名定目，依托经典；二是创立志表，弘扬经学。探讨经学对《汉书》的影响有助于解决一些史学问题。

《汉志·诗赋略》分类义例新论

本文清理了清代以来《汉志·诗赋略》分类研究最有影响的观点,从题材内容、形式体制、学术源流方面进行探讨。认为:《诗赋略》分类义例出自汉代主流意识的诗学思想,前三种赋可视为风体之赋、雅体之赋、颁体之赋,杂赋一种,附录而已。这是因为赋为“古诗之流”,要“侧隐古诗之义”,因而取法孔子删诗正乐,使“《雅》《颁》各得其所。”这就是班固《两都赋序》论述“孝成之世”向、歆父子校理诗赋“稽之上古则如彼”,给予我们的启示。

《文选钞》订误义例和校勘义例探微

古抄本《文选集注》所汇录《钞》(《文选钞》)是除李善注之外留存下来的疏解最为繁富的唐人《文选》注释学成果,以诠释文意、敷讲章句见长,对形塑五臣注有着直接且重大的影响。从撰作时间、引书浩博、注释精辟等特点上讲,《文选钞》的价值略与李善注相当,为研究唐代"文选学"与唐人《文选》注释学提供了颇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文本依据。目前学界多聚焦于对《文选钞》撰者及其文献价值的研讨上,鲜少论及《文选钞》的注释义例,全面、深细的考察尚付阙如。今通过对《文选钞》订误义例和校勘义例的分类解读和研讨,以便对其注释义例有更为精准的定位和把握。

论清代文章义例之学

清代文学批评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好谈文章义例,主要表现为金石学中的碑志义例探讨与古文理论中的以"例"论文风气。这种现象可溯源至《春秋》义例之学中丰富的文法内容,而在清代蔚然成风则出于匡救文弊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文章写作不断追求规范化的结果,标志着传统文章学中形式规范理论的又一发展阶段。清人论古文义例在文体上偏重源于史传的叙事文,这体现了叙事文文体地位的空前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抒情言志传统下的文学批评格局。

古汉语中“敢”表“能”义例说

古汉语中“敢”表“能”义例说王 王力先生《汉语语法史》第十六章将“能愿式”分为“可能式”和“意志式”把“敢”字归在“意志式”一类，并说：“‘敢’字用作助动词，表示有胆量做某件事。”（（王力文集）第十一卷３５３页）在能愿动词内部按其语义的不同再分出小类...

欧阳修编纂史书之义例及其史料学意义

欧阳修修史以《春秋》为圭臬 ,并从中抽绎出三条基本义例 :一是微言大义 ,春秋笔法 ;二是文约事详 ,简而有法 ;三是不没其实 ,据事直书。尽管其中不乏主观性和非确定性因素 ,也有因此而造成的忽略史实、割裂史料等问题 ,但这些义例对于史料运用和史书编纂的积极影响还是值得肯定的 ,在史料学上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文道关系与文辞义例——《文史通义·诗教》意旨辨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篇中,并不从传统的以风俗教化和温柔敦厚为主要内容的诗教观进行论述,而是从文辞义例方面来梳理诗教在文辞流变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章学诚在治学上敢于、善于跳出前人成见和时代风气,而用探索文史的源流义例的方式来明道的追求的具体表现。在《诗教》上下两篇的论述过程中,章学诚从"离文而见道,奉道而折文"的原则出发,从古今文辞著述的具体事理上揭示出诗、战国之文与后世之文"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的关系,明辨由诗教起源而流变于后世的文辞义例,将对文道关系的分析与对文章流变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并且论证了义例与形貌的区别。《诗教》篇的论述意旨和论述方式,值得仔细分析,这对理解中国的文体发展和诗文传统,以及章学诚在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都具有启迪作用。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汉志》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是以屈原及楚辞为着眼点,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进行分类与著录;《汉志》(《七略》)出于数量上平衡的需要,将屈原赋之属之外的赋作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前者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后者著录的则是文辞不如前者的赋作。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三类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其一,屈原赋之属与刘向所编《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其二,《汉志》(《七略》)的目录学特点;其三,汉人的赋作评价观。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汉书·艺文志》“考镜源流”义例申论

乾嘉时代的学者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开篇即云:"六经皆史也。"此说后屡为五四学人所征引,以支持其"非经"之业。胡适说:"此语百馀年来,虽偶有人崇奉,而实无人深懂其所涵之意义……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史料"云者,非同于"史实"。五四学人先降经为史,继而以"疑古"之科学精神非史为"伪史",遂使经史俱亡,其"祸几于秦皇焚书矣"(章太炎语)。胡适谓"六经皆史"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然此非章学诚之本意。章学诚感于乾嘉时代汉学家专于考索而不知发挥,宋学家束书不观而空谈义理,而欲兼两家之长另辟一条治学途径,其言曰:"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其著之名"文史通义",即含此意。经与史的关系,类于黑格尔之"精神"与"形态"(现象),而历史则是精神的形态史。经与史即源与流。经义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它使每一个孤立的事变产生意义。若离去经义而专以考据之法治史,则史无以附,不过是一堆自身不能产生意义的"断烂朝报"、"流水账簿"而已。当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成了非经之人挂在嘴边的口号时,章太炎云:"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并针对那种因疑古史而离去史乘、专于器物中寻找"信史"的治史倾向评论道:"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本期所载张京华先生《〈汉书·艺文志〉"考镜源流"义例申论》及其补论《源流本末,及近人之误》从中国古代学术分类和西洋现代图书分类的不同指归入手,详论经史之关系及近人之误读,于近人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解则析出"向下"和"向上"两类,向下者,抑经为史,向上者,升史为经,并推证"实斋之意,不在抑经,而在升史为经。实斋是要将史学提升到经学的地位,亦即提升到王官学的地位"。

《春秋》义例的形成及其影响

汉代今文家攻驳《左传》不传《春秋》,古文家为强化《左传》的传经性质,努力缔构左传家的义例体系,因此《左传》凡例成为春秋学的研究关注重点。《左传》凡例由《左传》作者采辑相关史料撰成,并成为左传家说解《春秋》大义的义例体系核心。如果从形式上追溯其产生来源,礼例是其直接渊源之一,律例则是秦汉及其以后春秋家义例体系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杜预与《春秋》义例学的转型

杜预的《春秋》义例学思想,相对于汉代《春秋》义例学发生了重要变化,它增强了《春秋》义例学的学术色彩,弱化了汉代《春秋》义例学阐发"比事"智慧的核心精神,反映了《春秋》义例学由经世向学术的转型。

拘守与变通:清代碑志义例的抉择

清代碑志义例进入了一个摧陷廓清时期,其中夫妇合葬之墓题、称谓的"连身数"与"离身数"是当时聚讼纷纭的两大问题。清人本着"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的原则确定碑志义例,并以求真品格对当时创作中不合义例之处或延续前人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碑志义例是注重文例的典范,其探讨风气甚至波及其他文体。

关于魏澹《魏书》义例之批评思想的批评

隋朝人魏澹撰《魏书》以西魏为正统,与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以东魏为正统相对待。魏澹《魏书》久已佚亡,其有关"义例"及有关史书"立论"的认识保存在《隋书·魏澹传》,得以流传至今。魏澹《魏书》"义例",意在批评魏收《魏书》;而关于史书"立论",则侧重批评司马迁。前者可谓得失两存,而后者则所论不当,理应有所辨析与批评。

何休对《公羊传》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发展

何休所阐发的以三科九旨为代表的条例法则,使《公羊传》的书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不断变化、进步的发展进程;他对《公羊传》书法的扩充,使《公羊》书法更为繁富、系统,并使其褒贬惩劝功能得到加强;他运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探求《春秋》书法,并把书法的探求看成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衍,从而使书法不断条例化。

戴震义例方法述论

戴震治学始终注重对古书义例的归纳和总结,并以之为解读经典文献的关键。对于戴震善用义例这一特点,我们从大量的具体材料出发,加以例证提取和理论阐述,也以此作为我们今天治学的启导和借鉴。

《说文古本考》校勘义例探析

沈涛的《说文古本考》是利用历代《说文》异文从事校勘的考订之作,运用义例考订是《古本考》的重要方法之一,"连篆读"、"互训"、"一曰"是《古本考》常用的义例和例语,然其结论未必公允。有鉴于此,文章即在全面梳理《古本考》文本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其校勘义例和例语,并利用沈涛未曾见及的资料进一步考证,分析沈涛运用义例校勘《说文》的得与失。总体而论,沈涛运用这些义例从事校勘可谓有得亦有失。研究《古本考》的校勘义例,可为用义例校订《说文》提供可靠的理论指导,推进《说文》的综合校勘。

康熙十二年马元《韶州府志》补阙——以澹归《徧行堂集·韶州府志义例》及康熙二十六年《韶州府志》互勘

康熙十二年马元《韶州府志》16卷,实由澹归和尚纂,今为10卷残本;康熙二十六年唐宗尧《韶州府志》18卷是以马元《韶州府志》为蓝本,其间差异甚少。乾隆四十年因"澹归和尚《徧行堂集》文字狱案",澹归著述皆遭禁毁,这两部《韶州府志》也被芟削;但是《徧行堂(前、续)集》有劫幸本。赵贞信据《续集·重修韶州府志序》对这两部《韶州府志》的关系有初考。将马元、唐宗尧《韶州府志》及《前集·韶州府志义例》互勘,可补马元《韶州府志》之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