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义利之辩”主流话语的三大误区——让义与利回归各自准确的定位、定义和定性

"义利之辩"的传统主流话语,对于国人有关道义和利益等观念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由于其存在着对义与利的错误定位、定义和定性等理论缺陷,在其承担了一定的正面社会教化功能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思想上的混乱,产生了不良的文化效应,不利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我们亟待走出传统误区,让义与利回归各自准确的定位、定义和定性,为有效进行利益整合并形成健康的利益格局,为有力推动社会发展、和谐与进步,开辟正确的理论通道。

朱熹和陈亮“义利之辩”的启示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唐、宋之际,出现了重大的变革。一方面,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新的剥削方式;另一方面,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科学技术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出现,宋朝的上层建筑出现了相应的变革。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

从义利之辩到理欲之辩杨国荣义利之辩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老问题。孔子而下，不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对义利关系作了种种辩析。作为儒学的传人，理学家同样将义利之辩视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程额曾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集》第１２０页）由此不难看出宋...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度义因民:谋略的适用法则——兼论儒家“义利之辩”的现代转化

中国谋略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家,由于"不战而能屈人之兵",被逐渐广泛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当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谋略文化又掀起了新的热潮。正所谓"贤则谋,不肖则欺",谋略的滥用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政治上玩弄权术、经济上坑蒙拐骗、社会交往中勾心斗角。为避免这些负面影响,先贤早就提出了"度义因民"的权谋适用法则,其中谈论"义"最典型的就是儒家的"义利之辩",但儒家的"义"强调宗法血缘等级制,与当今公平正义的标准有一定距离。为此,我们应弥补传统儒家"义"的缺失,建构符合现代标准的正义内容,将谋略的使用限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义利之辩”与两个文明建设

义利之辨,是我国古代思想界争论了二千多年而未有定论的理论悬案。其影响所及,令今天的人们也为之思索再三。 古代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

义利之辩的反思和新解

本文认为,义利之辩是复盖整个人类社会的世界性课题,义利平衡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文章分析了历史与现实社会中义利两极的倾斜、转换,强调应从义利不相一致的矛盾出发进行反思,从承认对立中去探求解决对立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结合我国企业的现状,文章对义利相兼、义利统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及其重商思想对温州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义利之辩”对后世作家价值观及人格塑造的影响

"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辩题,从先秦诸子到现当代的文化价值取向,都关涉到这一命题。先秦诸子对于义利之辩,各家虽表述不同,但实际上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阐释了义利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对后世文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儒家的"舍利取义"的思想对于后世文人的人格树造和道德挺立有极大的影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境界,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民族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的散文、诗歌、戏剧和小说,以文学的形式表述了丰富的义利取舍的观念和思想。义利之辩不仅影响中国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文论认为,文学是超功利的,只有去除名利之念,才能写出好诗文。

新义利之辩──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理论观点综述（上）

新义利之辩──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理论观点综述（上）李萍市场经济的实施，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打破了人们原有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行为，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竞争意识。自我意识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与积极面相伴而生的...

富民思想与义利之辩

富民思想与义利之辩浙江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副教授高力克如果说追求物质丰富的“生产力标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那么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要在转型中国才真正取得其价值合法性？为什么在西方被归为...

先秦义利之辩刍议

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繁露》)与扬朱之"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主张,是处理义利矛盾的两种极端方式。前者依明末颜元之见是"老无释空之根……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言行录》卷下);后者作为极端的利己主义,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相互作为主体,同时也相互作为对象的世界里,显然也没有理论上得以成立的逻辑,因为谁也不可能永远处于主体的地位。执其两而用其中应该是我们思考的方向,颜元改董子之语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似有一些道理。文章意在思考义利之辩的现实价值,以期对于分析解决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提供一些切实帮助.

超越对立的逻辑:“义利之辩”之我见

“义利之辩”即义和利及其关系问题始终是纠缠中外伦理学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更是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根主脉。时至今日,利益原则得以肯认与光大,尤其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确立更加凸现了个人利己性的价值和意义,随之也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道德的社会的负性影响,“义利之辩”再次成为人们的理论兴奋点而沸沸扬扬。义者,应当,符合道义之谓也。利者,利益也,包括私利和公利;而在义和利的特定关系链中。

新义利之辩──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理论观点综述（下）

新义利之辩──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理论观点综述（下）李萍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要求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怎样相似和不同的地位。毫无疑问，作为经济组织方式，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确实有其共性的因素...

儒墨义利之辩与传统道德教育的现代转型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转型，在批判和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前提下，对于传统儒墨两家的义利关系之辩，今天应该如何判断和如何选择？这是有关现代道德建设的重要问题。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传统儒家思想中确实富有许多宝贵的道德资源，但墨子墨学的义利观更为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更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古今义利之辩看当前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

从古今义利之辩看当前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王恩来一所谓义利观，即人们对求利动机和求利行为的看法，是人的价值观、理想追求和道德素质的集中体现。有的学者认为，“义”属于精神的范畴，“利”属于物质的范畴，因而义利关系体现着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其实，这只是问题的...

以义利之辩为核心的孟子德育思想及其价值

义利之辩发端于孔子。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义利观，重义反利，比孔子更甚。他认为“上下交征利”是天下混乱的原因。孟子的义利观是重“仁义”而轻利，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遵守仁义的道德规范。孟子的义利之辩，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德育思想。一、以仁义之端为首的性善论，是...

“义”、“利”辨说——关于“义利之辩”的再认识

重新认识“义利之辩” ,首先必须尊重“义”和“利”的本来意义 ,并且必须根据文字学的知识从辨析“义”和“利”的本义入手 ,而不应当急于将“义”和“利”当作伦理学的重要范畴并直接在伦理道德领域展开所谓“义利之辩”。今天伦理学的许多词汇 ,如伦、理、道、德以及义和利等 ,当初并非就一定含有伦理或道德上的解释。甲金文字“义”和“利”的本来意义或最初含义是“杀羊”、“己之威仪”和“以刀断禾”或“用‘刀’犁地”。

浅谈解决义利之辩的思维精神

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讨论的主题之一,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里固有的践履精神处理该讨论必须回应现实矛盾和理论困难的挑战,常常导致一些不能自圆其说的麻烦。在践履精神解决义与利的现实矛盾之外,推定或假设存在一个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后,仍然能够认同道义、德性等意义和价值的可能性主体条件,以保证人生意义选择的正当性并且建立起必然实现的信仰基础。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辩与当代青少年学生的义利观教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辩与当代青少年学生的义利观教育中央教育教学研究所德育研究中心詹万生一、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义利之辩义利之辩，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它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说它常新，是因为每个时代的争论都有它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