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行政审判中撤销之诉与义务之诉存在混淆的原因及后果——兼对是否需要明确规定诉讼类型的讨论

对诉讼类型作科学划分是当代行政诉讼法的大势所趋。在这一共识之下,细分的问题仍不乏争议。如关于我国现有诉讼类型的划分是否明确的争议,以及应否在行政诉讼法中明文规定诉讼类型的争议,等等。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撤销和责令重作判决规定于同一条文,又另起条文规定责令履责判决,才导致使用该法的法官、当事人、学者从最开始便被导向以被告行为形态来划分撤销之诉和义务之诉的思维路径,难以形成以原告诉讼目的为标准划分两诉种的意识,进而导致司法实践中两诉种区分不明、诉讼请求回应不足等现实问题。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前述规定模式在新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未改变。因此,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中仍然隐藏着诉讼类型混淆的风险,应当予以重视。

法官释明义务与诉讼类型的选择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虽未明确规定诉讼类型,但其突出亮点就是形成了判决类型化。源于原告在行政诉讼中的弱势地位以及诉讼类型选择时的专业性,法官有义务对原告的诉讼选择进行解释和引导。我国学界关于诉讼类型化的呼吁一直未曾停止,但其中关于诉讼类型的转换、变更及其考量因素的研究却亟待深入。本文试图从释明义务和选择诉讼类型二者的关系出发,对诉讼类型选择过程中应当考量的因素以及释明权的边界作出探讨和阐明。

行政行为附款新探

行政行为的附款包括条件、期限、负担、负担保留以及废止保留等类型。信赖保护在行政行为变更或消灭中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信赖保护对于附款行政行为是否依然适用则依附款类型的不同情形而异。比例原则是判断附款是否违法不当的重要标准,其不仅在附款形式的选择方面,而且在附款的实质内容方面,都有其具体的运用。当附款违法时,相对人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应是提起课予义务之诉,请求法院依据附款违法类型采取不同的权利保护方式;而不是以附款与主行政行为是否可分为标准来决定是否采取单独撤销附款之诉的权利救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