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演进历程、价值遵循与实践路径

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是促进基础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保障,推进“双减”政策落实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汲取党的十八大以前减负政策实施成效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内作业负担过重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综合治理,最终形成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义务教育减负政策的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以推进校内减负为重点的减负政策实施时期(2013-2017年)、以规范校外培训为重点的减负政策实施时期(2018-2020年)和以减轻校内与校外负担相结合的“双减”政策实施时期(2021年至今)三个阶段。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发布与实施开启了减负政策的新征程,以实现教育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为根本遵循。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需要依靠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四方协同发力,通过转变家庭教育观念、改进学校教学体系、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构建良好育人环境,有效减轻学生校内校外负担,促进义务教育公平而又高质量发展。

时差视角下的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研究——以义务教育“双减”政策为例

2021年,随着“双减”政策的正式出台,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再一次成为了全社会关心的话题。“双减”政策看似一夜之间突然出台,背后原因极其之深远。一般来说,多源流理论对政策议程设置具有良好解释力,但是“双减”政策缺乏推动政策议程转折的“焦点事件”。因此,本研究试以引入“时差(time difference或time lag)”变量来补充多源流理论,应用时间上的时差、伴随认知的时差和行政上的时差对“双减”政策之窗的开启进行阐述。研究发现:多条源流推动着政策议程的变化,危机网络在“时差”中得以构建;具有长期性和重复性的教育负担问题在迭代中促进了三条源流的耦合;为解决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推动政策议程成熟提供了充分准备。亦即,在时差要素的补充下,“双减”政策议程还呈现以下特点:时差创造“双减”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三条源流既彼此独立也彼此关联,时差贯穿发展之路并促进源流汇合;政治源流引领政策议程,时差影响关键决策主体的注意力分配,“双减”政策的推出是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而服务的。

我国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工具选择及优化研究——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为例

“双减”政策是建设高质量义务教育体系、构建良好义务教育生态的重要措施。研究基于《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在政策工具和政策内容的二维框架下对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政策工具的过度使用与使用不足并存、校内减负和校外减负政策工具结构差异明显、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与政策内容重要性不匹配等问题。据此提出突出均衡协同,创新政策工具使用机制;实现精准匹配,提升政策执行效力;强调价值导向,丰富减负政策内容要素等建议,以为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后续优化提供参考借鉴。

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背景下县域课后延时服务之研究

本文选取县级市的广德市中小学作为研究对象,从不同工作性质的家长、不同年龄的教师、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三个角度,对我国县域地区的课后延时服务真实情况进行探究,审视当前县域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的现存问题,进而提出“减负不减质”“减负而增效”的优化策略,从而创造出更好服务于民的延时服务模式。“双减”政策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创新之举,政策的目标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体现出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力度和决心,一经出台便成为“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热门话题,执行过程引发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教育政策热点问题和社会重大舆情。

“双减”政策视域中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角色转型的挑战与应答

中国正处于“双减”时代的初始阶段,需要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推动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缓解家长过度焦虑情绪、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实现教育回归其本质初心。部分中小学教师由于思想认识滞后、适应能力不足、专业素养不高以及评价方式失当和对学生家长沟通指导欠缺等原因,使得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角色转型充满挑战。合理应对挑战,回应时代呼唤,教师角色需要由被动的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设计师,由学生的指导引路者转变为学生的生涯规划师,由知识灌输者转变为教育的研究者,由分数商人转变为学生发展的数据分析师,由家长代理人转变为家庭教育的指导师。

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阅读促进效应阶段性观察

[目的/意义]从“双减”政策切入,探究教育政策对于学生阅读的影响。[方法/过程]立足于“双减”与“阅读”的关系,着眼于“双减”政策落地后第一个完整教学周期完成这一特殊时间节点,通过阅读数据、规划文本以及利益相关者调查等多重视角,对“双减”政策之下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的阅读行为是否有所增长、青少年阅读和家庭亲子阅读是否获得了有利的促进进行探讨。[结果/结论]研究发现:①阅读认知方面,可以从某些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双减”政策对基础教育相关主体阅读认知所产生的影响;②阅读行为方面,客观收集的阅读数据未能有效证明“双减”政策时间点前后的阅读行为变化,但有目的的调查则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学生可支配的阅读时间和进行阅读的机会在增加;③阅读服务方面,服务量的增长得到了多角度的证明,中小学图书馆在基础教育中提升重要性和可见度的机会增加;④阅读保障方面,更多的阅读需求需要更有力的阅读保障,“双减”政策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与教育融合发展的双向意愿,也推动了以“馆校合作”和“家庭阅读”为主题的实践探索和创新。

教育“双减”政策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测度

探究“双减”政策颁布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能否适应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需求转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需求是否达到“适配”标准。结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的相关研究,文章基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视角提出可及性五维测度体系。以问卷调研的数据为基础,采用优序图法和CRITIC法组合赋权各级指标,计算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的最终得分为3.661。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各级得分与权重进一步分析解读,发现可知晓性与可适应性评分总体偏低、服务人员数量和素质不足的问题贯穿始终,提出宣传进校园、丰富志愿团队、减少技术性障碍、建立对话平台、加强人员培训的建议,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提供参考。

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议程设置机理研究

社会问题如何进入决策视野纳入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多源流理论进行修正,运用多源流理论对“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进行研究,探讨三股源流在三个阶段过程中以何种联系和作用进行耦合开启政策之窗,推动政策议程的形成。研究表明:在第一阶段,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国家结构和社会情景作为政策议程产生的先决条件,对三股源流的形成具有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三股源流作为开启政策之窗的必要条件发挥着“优化”和“软化”作用,最终耦合开启政策之窗,进入政策议程。新构建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对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更好地回应现实问题,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双减”政策对义务教育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相互内耗的教育竞争、无效的教育增长以及过量的教育投入是义务教育阶段内卷化的突出表现特征。“双减”作为一项公共教育政策能否有效破解义务教育内卷化的藩篱,治理当下教育资源的叠加浪费、培训机构逐利明显以及家长过度教育焦虑的问题,以此来打破家庭教育投入边际递增倾向与过度内耗的困境。本文尝试解读“双减”政策内容与教育内卷化的概念形成,探究分析“双减”之于教育内卷化的“破卷”之道。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内卷化主要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教育市场化的“失灵”以及功利性的竞争规则与竞争文化造成的。对此,“双减”政策提出从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均衡、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引导教育观念转变来遏制教育内卷化的蔓延,保障义务教育的公益性,让教育继续回归到育人本质。

“双减”政策下家长变化特点研究——基于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部分家长的调研分析

为了了解“双减”政策落地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的变化情况,本研究选取某地义务教育学生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双减”政策实施之后的情况进行调研分析,根据学生的认知和变化特点,对家长、学生、教师、学校和教育部门提出了建议。

“双减”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课余体育训练的发展机遇、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课余体育训练是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双减”政策下义务教育阶段课余体育训练的发展机遇、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以期为义务教育阶段课余体育训练提供参考。研究认为,学校体育政策的持续强力加持、校外学科培训的规范化转变、校内学科作业的规范化、学科与非学科的角色矫正,为课余体育训练提供了诸多发展机遇,同时义务教育阶段课余体育训练同样面临训练对象覆盖不全、训练内容单一、训练师资不足、训练场地设施不齐的现实挑战。基于此,提出了采用创设课余体育训练“微环境”与“助推式”结合的方式奠定行为基础、利用“微课化”与“数字化”模式提供技术支持、设置“基本功赛”与“正式赛”竞赛体系提供持续动力来源、制定“累积型”与“结果型”评价改革制度助推课余体育训练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双减”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校体育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政策的推进过程中,亦暴露出体育教师工作压力加大、家校社联动不足、课后体育服务受限以及学段衔接不畅等问题。为应对上述挑战,推动学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对策:提升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完善教师工作机制;围绕合作共育愿景,增进家校社沟通;落实完善课后体育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体育需求;深化课程改革,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研究

“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问题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课题组基于2023年在全国11省12市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比较“双减”前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的变化。研究发现:“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问题突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超13小时;参加了课后服务的教师、女教师、班主任教师、初中教师的工作负担更重。与“双减”前相比,“双减”后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和结构都有明显变化,教师教学性事务时间增加显著。教师工作负担受到教师个体和学校两个层面多重因素的影响。据此提出相应建议,即合理分配教师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让教师回归教书育人本位;落实“弹性上下班制”,保障教师的休息时间;落实教师工作负担监测机制,关注不同身份教师工作需求。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学的现状与挑战——基于福建省九个地市270所学校的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福建省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学科落实“双减”政策效果较好,学生体育锻炼时间有所增加,绝大部分教师都有布置体育作业和参与体育课后服务,体育课堂教学质量得到提高,学生身心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体育学科教学落实“双减”政策成效存在明显的学段差异和学校类别差异,也面临家长、学校、学生对体育重视不够、体育场地和资源供给不足、教师专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健全评价制度,凝聚重视体育教育教学的合力;强化基础建设,丰富体育场地和资源;提升队伍素质,确保“双减”政策落地见效。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对工作投入的影响

以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为基础,对594位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的路径影响,同时利用多群组分析探究人口学变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施“双减”政策以来,体育教师的工作要求增加,工作资源和工作投入降低;工作要求正向影响工作投入,工作资源正向预测工作投入;心理资本在工作资源和工作投入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性别、地区、学校类型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而年龄、学段、婚姻状况和学历显著调节心理资本在工作资源和工作投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认为,学校应根据体育教师的不同人口特征,在适当提高工作要求的同时,重点增加体育教师工作意义、硬件条件等工作资源,从而提升心理资本水平,促进其形成积极工作投入状态。

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执行问题及对策——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双减”政策是新时代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在要求,其贯彻执行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以“双减”政策本身、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等4个方面作为问题研究的切入口,对“双减”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绩效分析,发现“双减”政策执行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可操作性和政策评价体系方面存在不足、执行机构沟通不畅、监督机制缺失、目标群体对政策认知偏差以及社会观念和经济因素影响等。基于此,提出优化政策体系设计、强化执行机构执行能力、增强目标群体认同感、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等促进“双减”政策实施的建议,以期为“双减”政策的执行和提高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参考。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量化分析

按照政策从发布到贯彻执行、再到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以出台更多的政策,据此形成一个政策阶段的原则,并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数量的突然变化及义务教育阶段标志性减负政策文件的出台等为时间节点,将2014—2022年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二维分析框架,对在此期间颁布的29项学生减负专项政策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的政策工具结构不科学,主要表现在象征和劝诫工具使用过多、能力建设工具和激励工具使用较少等方面;不同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供给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涉及政府的政策过多、涉及学校和家长的政策总量偏少、涉及培训机构的减负政策有待优化等方面。因此,应进一步调整政策工具结构并针对不同政策执行主体调整政策供给安排以促进减负政策落地。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职业认同的实证研究——基于云贵两省2892位教师的调查数据

教师职业认同是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之一.采用问卷和访谈调查了云贵两省2892位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在“双减”政策背景下的职业认同感,结果显示:“双减”政策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职业认同的总体水平处于新高;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可以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的职业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教师的职业认同具有性别、任教学段、学历和职称上的显著差异,而在城乡、地区上差异不显著;是否师范院校毕业对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教师的职业认同不产生影响.

“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多样化实施路径探析

“双减”政策要求学校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拓宽课后服务渠道,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如何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是教育部门和学校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中小学课后服务开展中存在的运行机制不规范、资源分配不平衡等现实问题,提出完善制度保障、均衡教育资源、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家校沟通等多样化实施路径,从而助力学校充实学生课余生活,尝试解决家长关心的“三点半”问题。

“双减”政策背景下天津市义务教育阶段校本教研情况调研报告

为了更好地了解“双减”政策颁布后,天津市义务教育阶段校本教研的真实情况,对天津市4697位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进行了调研,发现天津市一些学校虽然在落实“双减”政策上尽心尽力,但是仍然有学校存在教研次数下滑、创新不足、落实不力、有效性不高等问题,亟须加以科学矫正,以高质量校本教研支撑“双减”政策工作目标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