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互惠”式共享: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理路

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是指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在空间上具有同等地位,在身份上具有共同归属感,在资源拥有上具有对等交换价值,在关系上具有互助性共享和互惠性交换。当前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尚未实现一体化发展,尤其在发展共享、资源对等交换、身份认同等方面尚有较大差距。“互助互惠”式共享具有相互性、黏合性和共生性特征,具备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可以“互助互惠”式共享方式生成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共同资源,激发教师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的主动性,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

中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发展现状、动力机制及政策路径

中国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十年来,取得重大进展,但仍存在较明显的城乡教育质量差距,“乡村弱、城镇挤”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以及完善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背景下,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迈上新台阶,一方面要以县城为重点,在巩固县域内一体化基础上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要将城市纳入政策视域,在更大范围内拓展教育一体化。这既是党和政府推进教育公平的重点目标,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体现了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责任。在政策路径上,应建立健全教育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政策体系,提升农村学生教育质量;尊重人口和产业集聚规律,积极扩充城镇地区教育容量;以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为契机,突破行政区划边界的限制,创新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提供机制。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改革进路研究

随着新时代城乡发展格局的变化和教育需求的升级,重新审视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变得尤为重要。在个体层面,它回应民生关切,有效缓解日益突出的教育焦虑问题;在社会层面,它通过促进优质均衡发展,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在国家层面,它能够适应人口流动新趋势,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尽管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已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推进过程中仍面临不平衡与不充分的挑战。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乡村教育的独特价值被忽视;不充分主要体现在配套服务体系不完善和全方位育人生态尚未建立。针对这些问题,从理念、实践与治理三方面提出改革进路:一是要摒弃“重城抑乡”观念,构建平等互利教育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二是因地制宜探索“新乡村教育”,创新教育发展模式,满足农村地区的特殊需求;三是健全乡村教育治理格局,提升协同育人成效,确保政策落地和持续推进。通过系统性改革,城乡义务教育有望深度融合,最终达成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目标。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一体化研究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突出了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要求。以一体化建设为引领,完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目标设计与内容安排,转变育人方式,是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提升传统美德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推进传統美德教育一体化进程,要突出育人目标指向的连续性,逐步落实核心素养培育目标;增进商人内容的结构化,强化学习主题的整体性;推动育人方式的进阶式实施,重视学生道德自我构建过程,完善育人评价体系,落实学业质量标准的不同水平要求。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标准化路径研究

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人才培养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基础。2012年,国家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进一步促进了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本文探索一条标准化路径,通过完善管理机制、促进资源共享、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式实现义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双减”政策视域中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角色转型的挑战与应答

中国正处于“双减”时代的初始阶段,需要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推动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缓解家长过度焦虑情绪、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实现教育回归其本质初心。部分中小学教师由于思想认识滞后、适应能力不足、专业素养不高以及评价方式失当和对学生家长沟通指导欠缺等原因,使得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角色转型充满挑战。合理应对挑战,回应时代呼唤,教师角色需要由被动的执行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设计师,由学生的指导引路者转变为学生的生涯规划师,由知识灌输者转变为教育的研究者,由分数商人转变为学生发展的数据分析师,由家长代理人转变为家庭教育的指导师。

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政策的演进、逻辑与路向

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既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目标。在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过程中,政策支持是实现教育公平发展目标的“稳定器”,即政策在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中能有效把握义务教育发展方向、诊断义务教育症结和促进义务教育改革。从政策演进来看,义务教育政策经历了从非均衡到基本均衡再到优质均衡三个发展阶段;从政策逻辑来看,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政策经历了目标上保底到促优、内容上模糊到清晰以及主体职能上错位到归位的演变过程;从政策的优化路径来看,城乡义务教育政策不仅要打破以往“自上而下”政策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政策实践的惯性思维;更需要在多样性政策制定、动态性政策执行与有效性政策评估中夯实其发展基础。

惠农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的“空转”现象与矫治——城镇化进程视野下的分析

作为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关键,惠农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致流动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现象并存。原有的惠农义务教育政策陷入了执行中的“空转”困境,具体表现在:一些施惠措施的目标精准性和时代适应性不足、城市学校义务教育资源难以均衡惠及流动人口、留守儿童义务教育质弱量缺的困局尚未扭转。基于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发现:公共服务消极供给、顶层设计不足、流入地财政压力过大、农民工参与空间与能力有限是造成惠农义务教育政策“空转”现象的主要原因。基于城镇化进程提出四个矫治路径,即:推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让农民有更多机会进入公共决策体系、建立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和消除社会歧视,以期提高惠农义务教育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省思与对策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与国力提升紧密相随,也将对未来国家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在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等方面实现了阶段性政策目标,但从教育强国是否有效支撑国家现代化的角度看,沉疴痼疾依然存在。长期强调面上均衡而相对忽视内在发展,追求平均对学生核心素养生成产生一定的负性影响,教育政策执行定势导致难以兼容创新发展的新生态,这些深层次难题需要系统化省思。展望未来,我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要更好服务教育强国战略,缩减教育管理层级营造区域教育协同治理生态,改进中考制度构建立体贯通的教育评价体系,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机制,顺承高中多样化发展趋势支持贯通培养模式和学校特色发展。

教育“双减”政策下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测度

探究“双减”政策颁布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能否适应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需求转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需求是否达到“适配”标准。结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的相关研究,文章基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视角提出可及性五维测度体系。以问卷调研的数据为基础,采用优序图法和CRITIC法组合赋权各级指标,计算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的最终得分为3.661。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各级得分与权重进一步分析解读,发现可知晓性与可适应性评分总体偏低、服务人员数量和素质不足的问题贯穿始终,提出宣传进校园、丰富志愿团队、减少技术性障碍、建立对话平台、加强人员培训的建议,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提供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演进历程、价值遵循与实践路径

义务教育“双减”政策是促进基础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保障,推进“双减”政策落实是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在汲取党的十八大以前减负政策实施成效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内作业负担过重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综合治理,最终形成义务教育“双减”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义务教育减负政策的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以推进校内减负为重点的减负政策实施时期(2013-2017年)、以规范校外培训为重点的减负政策实施时期(2018-2020年)和以减轻校内与校外负担相结合的“双减”政策实施时期(2021年至今)三个阶段。义务教育“双减”政策的发布与实施开启了减负政策的新征程,以实现教育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为根本遵循。为了更好地落实“双减”政策,需要依靠家庭、学校、政府和社会四方协同发力,通过转变家庭教育观念、改进学校教学体系、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构建良好育人环境,有效减轻学生校内校外负担,促进义务教育公平而又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义务教育阶段劳动教育政策嬗变历程、特点及实践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劳动教育政策实施共经历萌发与初塑(1949-1956)、强化与探索(1957-1977)、规整与改进(1978-1998)、转型与变革(1999-2011)、深化与创新(2012-2019)、完善与提升(2020年至今)等6个阶段,反映出劳动教育政策价值取向持续改进、内容不断丰富、劳动教育方法日益多元、劳动教育地位逐步提升的特点。而基于已有经验与现实症结,不断找寻更契合且科学的实践路径以推动劳动教育政策落地、落实、落细,是促进劳动教育生态均衡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我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分析

过去20余年,义务教育均衡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的国家战略,义务教育均衡政策经历了提出、探索、全面推进和纵深推进阶段。基于多源流理论考察义务教育均衡政策变迁历程发现,重要数据指标、“就近入学”政策带来的诸多社会现象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均衡政策”措施实施后的反馈等问题形成了引起决策者注意的问题源流;国民的迫切需求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视形成政治源流,再通过政策参与者的积极推动,形成政策源流,三大源流最终汇合,开启了两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之窗,最终在全面推进和纵深推进阶段汇合形成相应的均衡政策。根据模糊-冲突模型对义务教育均衡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剖析,发现政策变迁历程的冲突性逐渐增加、模糊性逐渐降低,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聚焦优质均衡与城乡一体化--新时代我国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研究

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成为当前义务教育发展的主导性任务。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需要科学判断义务教育质量状况,义务教育质量指标是判断义务教育质量状况的工具。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需要明确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的现实逻辑,探索新时代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建构的理念,建构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科学全面描述、解释、分析、评价、改进义务教育质量。在具体运用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义务教育质量指标体系的优势特征及实践关切。

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议程设置机理研究

社会问题如何进入决策视野纳入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多源流理论进行修正,运用多源流理论对“双减”政策的议程设置进行研究,探讨三股源流在三个阶段过程中以何种联系和作用进行耦合开启政策之窗,推动政策议程的形成。研究表明:在第一阶段,社会制度、文化心理、国家结构和社会情景作为政策议程产生的先决条件,对三股源流的形成具有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议程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阶段,三股源流作为开启政策之窗的必要条件发挥着“优化”和“软化”作用,最终耦合开启政策之窗,进入政策议程。新构建的多源流理论框架对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议程设置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更好地回应现实问题,为我国政策议程设置实践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从机械论到生态论: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哲学转向及实践路径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存在机械论和生态论两种哲学思维。机械一体化是物质性、区隔式和简单化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模式,具有还原性认知、景观化评价、外源式供给等局限;生态一体化是由多向度能量流动、多渠道信息传递、网络性文化建构和创生性物质循环构成的具有生命性、共生式和系统化特征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形态。以生态论视角反思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实践发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存在生命密度失调、能量流动失衡、信息传递无序、乡村文化式微和资源配置低效等问题。为此,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需要从机械论向生态论哲学转向,构建生命本位、精神自治、文化融通、多维互动、平台支持的实践路径,促进我国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义务教育英语学科“教-学-评”一体化的设计与实施--以人教版英语八年级上册第七单元Will people have robots?为例

推进义务教育英语学科“教—学—评”一体化设计与实施是指教师围绕义务教育英语课程目标,设计并开展学习目标、学习活动、学习评价相一致的有效教学,通过对学生英语学习过程和结果的评价,监测教和学对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实现以学定教、以教定评,以评促学,形成“教—学—评”一体化学科育人实践,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目标。本文以人教版英语八年级上册第七单元Will people have robots?的教学实践为例,具体阐述如何在单元教学中开展“教—学—评”一体化设计,并探索在具体课时中的教学实施方式。

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路径

北京市率先在全国提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其基本均衡发展经验体现为:均衡发展政策先行,发挥引导作用;学校布局调整改进,发挥支撑作用;教师配置因需优化,发挥能动作用;要素建设抓实抓细,发挥基石作用。新时期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体现为:学位需求大且区域需求不均衡、优质师资配置存在量和质的差距、学校建设关键基础要素需优化、优质资源扩散组合协同性不足。北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首善标准在于发展“个适性”教育。为此,应多源并用、内部扩散、外部疏解,优化学校布局;主动流动、胜任先行、双向互促,优化教师轮岗;执行章程、以文育人、要素联动,建设品质学校;要素综合、模式多样、效果监测,推进资源扩散。

义务教育质量的地方立法保障研究——基于省级义务教育地方立法的政策工具分析

义务教育已由量的发展进入到质的提升新发展阶段,如何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已经成为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义务教育法》明确将义务教育质量保障作为新背景下重要的立法目标,而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手段。为了探究义务教育地方立法的政策工具分布特征和不同区域政策工具的异同,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选取27份省级义务教育地方性法规文件为样本,按东、中、西部进行区域划分,构建政策工具-评价指标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法规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省级义务教育地方性法规的政策工具使用存在政策工具的结构失衡、政策工具与评价指标内容的切合度不够、政策工具在区域间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存等特征。未来义务教育地方性法规的修改应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促进地方立法内容合理化;提升政策工具与指标内容的切合度,契合地方立法目标;增强政策工具适用性,凸显地方立法特色。从而贯彻《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目标,推进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量化分析

按照政策从发布到贯彻执行、再到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以出台更多的政策,据此形成一个政策阶段的原则,并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数量的突然变化及义务教育阶段标志性减负政策文件的出台等为时间节点,将2014—2022年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二维分析框架,对在此期间颁布的29项学生减负专项政策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的政策工具结构不科学,主要表现在象征和劝诫工具使用过多、能力建设工具和激励工具使用较少等方面;不同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供给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涉及政府的政策过多、涉及学校和家长的政策总量偏少、涉及培训机构的减负政策有待优化等方面。因此,应进一步调整政策工具结构并针对不同政策执行主体调整政策供给安排以促进减负政策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