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县级财政教育投入——基于贵州县级数据的双重差分估计

西部地区由于省情复杂,一直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点。本文基于贵州省2006-2014年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省2009年和2013年两次"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财政教育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案例省份的改革有助于提高县级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这与试点县对上级转移支付高度依赖,以及改革限制了地级市对上级对县转移支付的截留等因素密切相关。与第一次改革相比,案例省份第二次改革对新增试点县的财政教育投入的正向影响较为微弱。比较两次改革内容和试点县的差异可以发现,第二次改革取消了市对县民生项目财政支出的配套责任,可能对新增试点县财政教育投入造成短期负面影响。未来深化西部地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要根据具体市县财政状况因地制宜地设计省内改革方案,对民族自治州县要更为审慎,同时应继续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域义务教育的财政分担比例。

环境保护税、研发投入与企业减排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重污染行业2014—2022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法的颁布能够促进企业减排效应,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征收环境保护税可以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征收环境保护税可以促使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的方式提升企业减排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为:环境保护税开征以来,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能显著降低企业碳排放量。

义务教育财政改革:增量效果与分配效果

在中国义务教育财政改革历史上,2005年的改革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基于三个省的学校和县级层面的数据,采用"准实验"设计和双重差分的方法,对这一改革的增量效果和分配效果进行了系统而严格的经济计量分析。研究分四个方面展开:(1)改革对以三种指标衡量的生均教育经费水平产生了何种影响;(2)改革是否缩小了学校间生均教育经费的差异;(3)改革过程中,那些原来支出水平低的学校以及农村学校是否获得了更多的经费;(4)改革在什么样的县效果更好。研究结果发现,改革提高了义务教育经费中来自财政拨款部分资金的水平和分配的公平程度,那些改革前获得财政拨款资金较少的学校,在改革后财政拨款明显增长。然而,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改革对于经费总量却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这些结果都可以在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得到解释。其政策含义也是明显的:如何保证在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增加的同时,地方政府也能够同时提高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是下一步制度设计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发明家高管、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2020年科创板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发明家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发明家高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发明家高管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发明家高管主要通过增大企业的创新投入来提升企业的绩效水平,超前行动正向调节发明家高管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高管发明家背景更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税收优惠方式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国家大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用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这些税收优惠方式是否取得了预期效应?多种优惠政策同时实施是否存在政策资源的浪费?笔者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税收优惠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税收优惠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依次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率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并不显著;多种税收优惠方式同时实施存在激励效应相互抵减。因此,为了提高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激励的效应,笔者建议应加大直接优惠力度,扩大税率优惠的适用范围;使促进企业研发的优惠成为行业的"普惠性"优惠政策,取消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行业限制;企业应注重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的合理搭配,避免抵减效应。

“减税降费”促进小微企业创新投入了吗?——基于双重差分与DEA的效应与效率检验

通过368家小微企业2012-2020年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减税降费的准自然实验法,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和两个阶段DEA分析框架,从政策效应和政策效率视角进行小微企业的创新投入的政策效果估计。结果发现,在固定行业效应和时间效应后,减税降费显著促进了小微企业在科技人员、仪器设备的投入,对研发强度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抑制性;减税降费政策在小微企业创新投入上综合效率不高,纯技术效率较低,对小微企业的创新效率没有影响。这表明小微企业研发强度具有一定的承受边界,让利于企业的红利并未充分转化为研发投入。减税降费政策后续值得持续扩大规模,但要注重政策的结构性改善,优化税种税率间的统筹关系,从而提升政策的效率。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8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进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上市企业为处理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比较分析企业在遭受美国出口管制前后技术创新投入的差异,实证考察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被管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显著抑制了中国被管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该影响持续体现在制裁实施后的第二、三期,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并在第五期转为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杠杆率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受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通过加剧被管制企业的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企业投入数字化的污染减排效应——基于ICT产品进口的视角

ICT产品进口作为企业投入数字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为企业污染减排提供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2—2012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识别ICT产品进口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结果显示,ICT产品进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一方面,ICT产品进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企业产出规模增长,进而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另一方面,ICT产品进口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规模,进而降低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此外,ICT产品进口对大规模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污染减排效应更为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未来可通过鼓励和扩大ICT产品进口、推动ICT产品核心技术研发创新、拓展ICT产品应用场景等途径,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污染减排协同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特征与ESG表现——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

推动低碳经济转型是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我国碳排放交易的准自然实验场景,选取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机制分析显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一结果主要体现在高碳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在“双碳”背景下,本文为评估减排政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效应提供了证据,有助于深化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本质的认识,同时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决策参考。

长三角一体化助力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研究——基于长三角扩容的准自然实验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是提升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究长三角一体化与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二者因果关系识别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显著提升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从空间异质性角度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存在资源流动的“极化效应”,长三角扩容更有利于提升原位城市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效率,而对新进城市存在抑制效应;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有效提高江苏和浙江两省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却不利于安徽省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提升。(3)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通过促进城市化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效果,推动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率提升。因此,新发展阶段需要加快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一体化。

去产能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模型

去产能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淘汰落后的产能,有序引导过剩产能退出市场,通过对制造业的全面整顿,加强建设规范化的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以此建立长期有效的市场机制。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去产能政策对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影响。研究显示:去产能政策促进制造业供给质量的提高,促进效应在研发投入强度、地区GDP增长率更高的南方省份中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去产能政策的实施与制造业员工数量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本文为如何切实推进去产能政策、解决去产能政策导致的员工失业问题提供了解决依据,丰富了关于去产能政策的研究文献。

环境治理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

研究借助《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准自然实验场景,利用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研究地方环境治理压力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环境治理压力的政策冲击效应显著,对实体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是否进行ESG信息披露对于政策冲击有着显著影响。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环境治理通过影响实体企业的账面值比、流动比率、行业不确定性等方式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环境治理压力的提升对低市场竞争度、国有资本参与度较低、位于中部地区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三重差分分析发现,新标准的实施对于ESG参评污染企业来说政策冲击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企业是否沿海以及南北地区分布无显著影响,环境治理政策更多针对高污染型企业。研究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区域环境治理提供重要参考。

股票市场对外开放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沪港通与深港通的研究

围绕股票市场对外开放带来的收益和回报,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沪港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沪港通)和深港股票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以下简称深港通)的实施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样本中,入选沪港通和深港通标的的上市企业创新投入水平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外开放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股票流动性和增加风险分担三个渠道提升了上市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成为沪港通和深港通标的的非国有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投入水平;进入机制内的上市企业应收账款占比显著下降,即股票市场对外开放提高了上市企业现金流的稳定性,这可能是企业增加创新投入的原因之一。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探索引领中国经济增长与质量变革的新动力,关键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文章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以2018年1月1日起所有负面清单之外行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75%为外生政策冲击(财税[2018]99号文件),运用双重差分法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通过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提升。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完善提供了一定借鉴。

“营改增”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取2009—2018年高新技术企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技术创新,采用双重分模型检验“营改增”对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较早实施“营改增”试点的东中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建议通过完善税率设置和增值税抵扣办法、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税收优惠政策及优化纳税服务等措施,进一步增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活力。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研发投入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数据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文章基于2015—2022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微观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即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经过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控制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显著。研究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研发经费投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机制及某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有助于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主要体现在绿色专利“数量”上的增加;作用机制表明,研发经费投入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表现出遮掩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中西部企业、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更为显著。因此,应及时总结试点地区成功经验,扩大政策试点范围,制定差异化政策和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引导各地区绿色低碳发展。

强县扩权改革对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河南省的改革实践

本文利用2000-2012年河南省108个县(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强县扩权改革在地区义务教育投入差距方面的成效进行了严谨的科学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强县扩权改革并没有显著增加扩权县(市)的生均义务教育预算内支出额,也没有逆转原有的义务教育投入地区差距。原因在于,强县扩权改革对义务教育投入产生了两股作用方向截然相反的力量:一股力量扩大了强县与非强县的义务教育投入差距,力量的源泉在于改革带来扩权县(市)本级财政能力相对未改革县(市)得到快速增加;另一股力量缩小了改革县(市)与未改革县市的义务教育投入差距,主要源泉在于强县扩权改革后,统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上移。相对未扩权的经济弱县,扩权县(市)获得了更少的净转移支付额。整体而言,强县扩权改革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对此,应强调公平正义的政府治理理念,将强县扩权上升为扩权强县,同时完善义务教育投入新机制,进一步规范中央和省级政府投入责任,将有助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义务教育促进了农民工创业吗

推动进城农民工创业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探索。本文利用我国实施的“义务教育”这一政策的外生性冲击,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使用队列双重差分考察人力资本提升对进城农民工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进城农民工创业,其通过增加进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拓展其“正式”社会网络,进而促进其创业。义务教育政策的创业驱动效应存在创业类型差异;此外,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还存在创业增收效应。为此,应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构建多种类、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为农民工提供再教育机会。增加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基本公共教育保障。

智能制造有利于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而如何准确客观评价智能制造的实施效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创新投入视角,将智能制造试点政策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2011-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通过PSM-DID方法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显著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即通过提升客户集成度、供应商集成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且促进作用仅发生在民营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中。该发现扩展了现有研究外延,同时,为解决当前国际困局和促进智能制造的持续推广提供了重要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