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事义务规则与董事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界定

董事义务规则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紧密关联,完整的董事义务规则体系是董事责任保险有效运行的基础,高效的董事责任保险机制能强化董事义务的功能。虽然董事义务已经成为调整公司内部利益冲突的核心规范,但我国董事义务规则的移植和继受尚未完成,忠实义务的边界、勤勉义务的标准和董事责任的限制免除制度依然模糊。在我国司法实务中,董事忠实义务的扩张限缩了董事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董事勤勉义务标准的不确定性导致董事责任保险更易诱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董事责任保险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在《公司法》修订的背景下,提出限制董事忠实义务扩张,进一步明确董事勤勉义务标准等对策建议,以固化董事责任保险的责任范围,探索董事义务规则和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协同互促路径。

中医药技术秘密的权利保护及制度完善——以权利规则与义务规则的应用为视角

分析中医药知识产权体系中技术秘密的适用空间及法律属性,鉴于中医药技术秘密的权利内容处于不公开状态,无论在权利性状还是在权利生成上都有欠清晰,因此法律对其属性的界定不能完全比照传统知识产权的立法逻辑。研究提出综合运用权利规则和义务规则确认中医药技术秘密财产权的内在品质成为完善其制度保护的前提;相应的,法律有必要从中医药技术秘密自身权利范围的界定和权利生成的外部因素两个角度检视其保护要求,从权利规则和义务规则两个层面拓清其保护模式。

保险法告知义务规则下既往症条款的效力判断

作为商业健康保险中最常见的条款之一,既往症条款产生了较告知义务规则更为严苛的效果,受到了国内理论研究、司法裁判和监管态度上的较多否定。但现有观点以及比较法上的讨论均无法完全反驳关于既往症条款“保障范围”“客观主义”等性质定位,也引起了对保前症状的解释方式争议。追溯适用历史可以发现,起源于团体保险的既往症条款最初系通过确定保障范围实现“尽量接纳成员”的目的,但在适用于个人保险后产生了向“防范逆向选择”的变迁。在适用告知义务规则判断既往症条款效力时,应基于《民法典》对违反强制性规范法律行为效力的理论发展,在目的比较下对团体保险和个人保险中的既往症条款作出不同评价,并对保前症状的解释适用不同标准。

数字贸易视域下直播平台国际版权义务规则新趋势及我国因应

伴随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我国正值直播产业“出海”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机遇,针对这种区域性规则的新趋势及其不利影响,我国首先应当破解“碎片化”,理顺当下国际规则中版权义务的核心规则,包括红旗规则下一般理性人应知的注意义务、通知-屏蔽规则下面向未来审查的注意义务、一般过滤规则下有义务预知的注意义务,且这三者呈现出梯度化的义务要求,义务程度逐级增加。

英美合同法中的信息揭示义务理论研究——兼谈合理预见规则

我们审理合同案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解释合同的过程,近年来英美合同法学者提出的信息揭示义务规则作为一种合同解释方法,对违约损害赔偿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一规则要比“多数人所期望”规则能够更有效率地解释合同漏洞,同时我国《合同法》第113条规定的合理预见规则就是一种信息揭示义务规则,这一规定既体现了效率精神,也符合公平理念。近年来学者们对信息揭示义务规则也展开了批判,为了正确适用这一规则,我们必须把握相关理念。

勤勉义务规则的司法适用

正案号一审:(2011)东民初字第00883号【案情】原告:北京怡和百生科贸有限公司。被告:刘秋曼。2010年3月22日,刘秋曼与江苏百生安全防护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百生公司)各出资50万元人民币注册成立北京怡和百生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怡和公司),刘秋曼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北京怡和公司诉称,经公司财务审计,发现刘秋曼在任职期间有以下违反勤勉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行为:2010年4月6日,刘秋曼擅自从公司借支19万元,并以种种虚假理由签字报销19.871743万元,用以冲抵19万元借款;

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台的运行机制及义务承担规则

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台应当承担相关平台义务。在运行机制上,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台与一般电商平台相比,既具有共性,同时也因二手物品交易的特性与后者存在差异,因而不能直接套用一般电商平台的义务规则。考虑到实践情况和行业发展的需要,应当将不同场景下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台义务予以区分,从而张弛有度地规范发展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市场。

二手交易平台中非经营用户义务承担规则

“互联网+二手”模式逐渐发展起来,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的“双赢”交易模式逐渐受到社会的青睐。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扰乱了二手交易市场秩序,阻碍了二手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手交易平台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关平台义务。因此,本文将传统电商平台与二手交易平台的运行机制对比,探究其中差异,并根据二手交易平台的差异特性对二手交易平台中非经营用户义务承担规则加以区分,以规范发展网络二手交易市场。

哈特的“授权规则”及其本体意义——兼评中国学者对“授权规则”的误读

奥斯丁的“命令论”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给规则应有的地位。哈特将规则引进法律本体之中,认为只有义务规则的社会,其规则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的克服必须依赖于义务规则之外的授权规则。由于授权规则的引入,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单纯义务规则导致的诸多缺陷,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通过授权规则与义务规则的结合,建构了一种新的法律本体论,即法律是义务规则与授权规则相结合的“规则论”。

授权规则与哈特法律本体论的建构

奥斯丁的"命令论"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给规则应有的地位。由此,哈特将规则引进法律本体之中。但是,只有义务规则的社会,其规则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的克服必须依赖于义务规则之外的授权规则。由于授权规则的引入,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单纯义务规则导致的诸多缺陷,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通过授权规则与义务规则的结合,一种新的法律本体论,即法律是义务规则与授权规则相结合的"规则论",开始浮出水面。

论义务

义务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作为规则的义务,另一个是作为行动的义务。作为规则的义务是利益共同体对个体的客观要求。这些要求最终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又是人们根据历史的社会理性不断实践的结果。作为行动的义务涉及内化外在规则的必然性问题。在义务对行动的规定中一定带有某种必然性,而行为主体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这种必然性。正是这种既内在地制约着主体、又外在地要求着主体的必然性,才是行动者必定会内化外在规则的客观根据和基础。而这个必然性就是社会关系中的客观要求。人只有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不断接受社会必然性规律的检验,才可能驾驭必然性并最终获得自由。

义务论视域下的情操培育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以道德动机为起点提出了道德义务论这一概念,并在其著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提出一个理性主义的义务论:道德并不是建立在欲望之上,而是在理性意志之上.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越发关注于对精神世界的完善和提高.而美好道德情操的培育则须厘清义务论与道德情操的主要关系、义务论对培育美好道德情操的作用,从而得出培育美好道德情操的现实路径.

《民法典》合同编绿色条款的性质及其实现--以第六百一十九条为例

作为义务性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绿色条款法律义务而非道德义务,其既从正向向民事主体提出“必为”的要求,也从反向向民事主体提出“禁为”的要求,是所有民事主体需无条件承担的普遍义务。理想的绿色条款所设定的义务应具备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但实际上绿色条款本身存在先天性不足:缺少法律后果,语义模糊,严重影响了其实际运行效果。鉴于此,可通过立法上优化法律规范、执法上强化行政监管、司法上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守法上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等消弭绿色条款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避免出现“滥用”与“不用”两种极端现象。

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危机与应对——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电子商务环境中,经营者常利用其与消费者之间的非均衡博弈关系擅自处理后者的个人信息,这不但侵害了消费者的人格利益,而且阻碍了个人信息资源的高效配置。我国为促使经营者尊重消费者对个人信息的排他性产权,应强制经营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履行征得消费者许可等义务,进而改变这种不均衡状态。而立法者为了优化规制效果,宜立足于商业伦理与网络治理等因素构筑的特殊国情并重点借鉴欧盟的成例,凭借作为公共选择的立法活动将前述义务予以明确化。但刚性的法律规范又会不当限制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决策自由,并阻碍个人信息的有效利用,对此,我国还需要参照美欧做法对经营者义务规则的适用设定例外情形。

欧盟版权法下公平报酬制度探析

为了从其作品中获取经济利益,创造者将作品的商业利用交由合同相对方安排,从而获得与此对应的报酬。然而,创造者与合同相对方的地位并不对等,创造者往往处于劣势而难以获得相应公平的报酬。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纳入了公平报酬制度,其主要包括透明度义务规则、合同调整机制和撤回权规则。该制度旨在解决创造者议价能力较弱而导致其利益供给不足的问题,保障创造者获得公平合理的经济报酬。探析欧盟公平报酬制度的成因以及其中的具体规则对我国著作权立法具有借鉴意义。

对欧盟GDPR反对权的本土主义反思与建议

个人数据反对权是GDPR中的重要权利,在实践中存在案件数量较少、适用情形比较单一、独立适用反对权条款比例较低等情况。对此,在对其界定、要素、抗辩情形、行使与救济途径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情况,有必要从本土化思维转向本土主义反思和探讨。对于我国的“反对权”,不主张将GDPR反对权本土化以设为独立的个人信息权利类型,而建议:明确其不是独立的权利种类而是权利行使方式;明确“反对”是信息自决权的自力救济方式,以阻止个人信息滥用;明确反对行为的客体既有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也有处理结果及其运用;设置多层融汇的规范以实现“基本原则—权利义务规则—自力公力救济—法律责任”的逻辑衔接。

关于道德终极标准具体运用的几个问题

行动主义(行动功利主义与行动义务论)与规则主义(规则功利主义与规则义务论)都是关于道德终极标准适用范围及其与其他道德规则关系的片面的、错误的理论;真理则是:衡量行为的善恶,只有在非常情况下——亦即道德规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道德规范才是无效的,而只能直接依据道德终极标准;而在正常情况下——亦即在道德规范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则直接依据道德规范、最终依据道德终极标准。

《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技术

研究《公共图书馆法》的立法技术有利于降低图书馆事业法律规范的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率和立法质量,实现立法目的,贯彻落实法律。在形式结构上,《公共图书馆法》对草案附则的调整比较合理。在内容结构上,将"坚定文化自信"纳入立法宗旨是合理的,但应考虑原条文从具体到抽象、从微观到宏观的表述顺序。在立法依据上,应明确宣示"依据宪法,制定本法"。在权利义务规范上,该法的权利性规则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图书馆事业提供了激励,也为主管部门的管理提供了合法性支撑,还调动了图书馆从业人员的积极性;由于未明确法律责任,该法的大部分义务性规则在结构上是不完整的,这使该法的落地面临不少障碍。在语言表达技术上,该法在必要情况下使用了一些模糊语词,但过多使用模糊语词会导致法律成为具文,为了确保制度的可行性,今后在制定具体的实施规范时应使用语义明确的语词。

走向自治的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本身的法律属性尚处于欠缺状态,其原因是刑事诉讼法缺乏整体结构的自洽性认知。义务性刑事诉讼规则在结构上可以视为由刑事诉讼行为模式和违反的程序性后果两个相互联结的部分组成,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是不符合刑事诉讼行为模式的行为。刑事诉讼法具有实体真实、程序法定和法律和谐三项目的,它们是具体选择程序性后果应对程序性违法应当考虑的方向。刑事诉讼行为可以分成三组:实体形成行为、程序形成行为和裁判行为;职权行为和非职权行为;绝对无效行为和相对无效行为。参考以上三项目的和三组行为分类,分析义务性刑事诉讼规则、程序性违法行为和程序性后果的逻辑关系,构建框架图,还原刑事诉讼法应有的自治面貌。

培养法治观念须厘清四组概念

根据《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的法治观念核心素养,其基本内容包括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义务相统一、守法用法意识和行为等理念。与之相关的几组重要的政治学、法理学概念是全面实施新课标背景下思政课教师必要的知识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