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共有的四重基本特质

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可视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与重建,究其内缘,乃是因为哈贝马斯在其伦理学探究上始终坚守理性的立场、追求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理想性、客观性、批判性与普遍有效性,凡此种种又与其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之基本特质的借镜密不可分。二者共有的基本特质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对于"目的论"而言的"义务论",二是相对于"非认知主义"而言的"认知主义",三是相对于"实质主义"而言的"形式主义",四是相对于"相对主义"而言的"普遍主义"。明辨这些基本特质,无疑有助于认识哈贝马斯和康德在道德哲学运思上的理论秉性与把捉二者在伦理诉求上的基本旨归。

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学?

在全球化时代,科学研究以及由技术主导的科学创新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法预见的后果和潜在威胁,尤其是近20年来生物技术的研究可能会危及人类的未来和命运,因而科学研究与伦理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为了应对这些难题,减少生物技术带来的威胁,有必要运用伦理理论来反思技术科学的发展。在欧洲传统中有三种主要的伦理学模式,即美德伦理学、功利主义(后果主义伦理学)、义务论伦理学,它们被理解为对美好生活进行探究的答案,问题是哪种模式最适合回应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挑战。美德伦理学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个人美好生活的问题,不适合探索全球化时代的伦理问题。功利主义不是最好的追求美好生活的路径,同样不能作为一种解决当前科学发展问题的伦理学模式。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伦理学反对人的工具化,能对决策和行为的理性原则进行反思,可以在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判断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优势,使人类不会在现代社会中完全迷失方向,因而更适合在全球范围内回应当今技术科学发展带来的危机和挑战。

普遍有效性的诉求:在康德与哈贝马斯的伦理视域中

在伦理规范、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上,康德与哈贝马斯坚守着同样的普遍主义立场。前者的义务论伦理学不仅使伦理规范、道德法则重新有效奠基于自由理性,而且使自身的伦理探究方式与经验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分道扬镳;后者的对话伦理学既认同理性是伦理规范普遍有效的根基,又对道德怀疑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予以了彻底的清算。不过,虽然康德与哈贝马斯有着上述共同的伦理旨趣,但二者所基于的哲学视域、思维范式、诉求方法却迥然相异。就哲学视域而言,前者为意识哲学,后者为语言哲学。就思维范式而言,前者为独白范式,后者为对话范式。就诉求方法而言,前者为先验主义,后者为程序主义。尽管二者的伦理诉求皆难逃某种局限与困境,均面临诸多挑战与诘难,但依然不啻为医治诸如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社会病象的良方和确立人们行为合理性基点的有效门径。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上)

最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主要是目的论的。超验目的论、幸福论、快乐主义是它的重要形式。效用主义是快乐主义的一种较晚近的形式。德性伦理学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目的论伦理学。中国儒家学说在其核心处是一种德性的伦理学。在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中,德性与至善概念疏离后成为目的本身。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又由于它具有的不同特点被称为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从德性伦理学中逐步分离出独立的正当概念。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在义务论伦理学中,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下)

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忠实于事件本身——保罗·利科的叙述伦理学

保罗·利科在胡塞尔"事件"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存论维度的叙述伦理学。他认为单一的、不可重复的事件作为我们记忆的痕迹具有自发的优先性,忠实于事件成为叙述活动的基础。进而,他将叙述视为一种伦理上的必须,认为基于记忆的叙述是抵抗遗忘的凭依;从记忆走向承认,不可交流的个人经验在叙述中成为他人可理解之物。绝对"忠实"或完美的见证是不可能的,但利科坚持认为应虚心聆听他者的讲述,用"忠实"的叙述唤起记忆的能力。利科将这一切建立在叙述的伦理性之上,并彻底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他的"忠实"是对经过文本中介的事件的忠实,它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好的理解,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自身投入到事件的发生之中。文本与行动之间的鸿沟很难用义务论伦理学填平。

关注幸福:道德教育的新目的论视角

以义务论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当代道德教育,片面强调个体对伦理规范的无条件服从,最终导致了道德教育对个人幸福的漠视;传统的目的论伦理学如德性目的论和功利主义目的论,虽然看到了幸福的重要性,但是都没有能正确地把握幸福的真正涵义。因此,道德教育需要一种不同于义务论伦理学和传统目的论的新视角,重新思考幸福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庄子》中的良好生活:形式与内容

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令人瞩目的复兴,对一直主导现代伦理学话语的义务论伦理学和功利论伦理学形成挑战。在亚洲思想传统的研究中,包括印度教、佛教以及最重要的儒家思想在内,传统儒学中的美德伦理学潜力也被不少学者所探索,但对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美德伦理学潜能却关注甚少。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长期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庄子》并非伦理学著作,甚至不包含伦理学思想,如果说包含的话,也不过是问题重重的道德相对主义。

从康德的观点看道德的最好理由

伟大的伦理学家们不仅提出了关于道德的思想,更一般性地追问生命的意义和最高价值是什么。而如果价值论的根基和道德规范性的基础无法确立,那么我们将面临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险。康德是西方义务论伦理学的最重要代表,他将生命的意义和最高价值奠立于道德之上,因此,由生活的最高价值问题就直接衍生出了“什么是道德的理由”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