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必行副词“总得”的话语关联与语义组配

本文以语义语法为理论依据,从话语、句子到同现成分由大到小的逻辑顺序,还原出副词“总得”的“势转必行”话语关联及其“无奈、祈求”的情态意义。首先,根据“总得”与“必须”的句法分布差异,提出不能简单地用“必须”释义“总得”;其次,从普适性、明确性、真实性和确实性四个角度提取并正反验证“总得”的“外转内让”逻辑关联和“势转必行”话语关联;第三,正反定位必行副词“总得”分布于陈述句和“吧”字问的状位;第四,根据句法分布和同现成分,准确提取并形式验证“总得”组配行为具有动行义、低量义、肯定义、必将义四种语义特征;最后,分析并解释“总得”两种情态取向:无奈与祈求。

“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朋友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个人之间也多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武人之公义通常都是忠于朝廷,慷慨赴义,其私义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民间之义除公益之义外,还有更多样的表现形式,如互济互助、扶正驱邪,包括义居、复仇杀人,结义现象更为普遍,既有义兄弟,也有义父子,均受到法律的承认。义观念的强化和实践,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是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文法视野下义例、史法、义法之辨析

学者们往往将方苞所谓文章义法等同于经学义例、书法或史法,此观点值得商榷。义例、史法对文章文法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们都重视大义的书写,也影响到义法说对文章大义指向的重视以及将义与法密切关联的主张。不过,经学大义或史学大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学者共同认可或遵守的价值观念,而文章大义则往往体现作家个人的学养、精神等等。义例、史法、文章义法也都关注文章写作之“法”,都会考虑书与不书或材料的取舍等问题,但在“法”的内涵和指向上又有明显区别。经学家对书法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文章字句上,即所谓“一字褒贬”,史法的根本在于对体例的把握;《史通》开启了叙事文法的总结,明人以此为基础,通过《左传》《史记》等的评点使叙事的篇章之法得到充分认识和发展;方苞义法说的提出又以明人为基础,简化明代以来层出不穷的炫目、奇妙之法,主张法的运用随义而变化,更关注最基本的篇章法则,确立了清代文章学的基本走向。

十论、墨义、后墨学流派——试论墨家主张的互洽性与表征形式

墨学的互洽逻辑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演绎基础之上,而是以构建平等之爱的治理理念与乱世背景下的治理实践的内在统一为支撑。墨子早年师从儒者,墨学对儒家思想既有批判,也有在认同基础上的重新阐释,儒墨两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对立统一与互洽共生的关系。墨学以义为载体,论述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墨家之义不是仅存在于墨学的某个具体主张中,而是以其整体思想的形上之道为依据。先秦时期儒墨同为“显学”,在对二家之义的比较中追溯先秦义利思想的本源,可以为墨家之义及其义利等同的理念提供一个新的阐述视角,也有助于理解后世各墨学流派所秉持之义的异化。针对原初之义的遮蔽及由此遮蔽所产生的后墨学流派的政治主张进行有限推断,可以见出墨学不同流派在理论实践与治理环境的互洽中的表征形式存在必然性与合理性,而这种现象亦符合墨学“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的表述。

“礼义之统”与“全尽之道”——牟宗三论荀子的统类概念

《荀学大略》是牟宗三疏解荀子思想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该书中,牟宗三紧紧抓住“礼义之统”与“客观精神”以提领荀子思想的特色,并借由荀子逻辑的、建构的理性主义精髓,阐明荀子由客观的“共理”发展出“类”概念,再将“类”概念运用于政治之组织、国家之建立以及历史文化之肯定方面,由是“知礼义之统类、推礼义之统类”遂成为外王之开出与客观化之落实所以得以可能的保证,而荀子的思想至此而可被称为“全尽之道”。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重评董仲舒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对董仲舒和司马迁的义利观,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议或误解。概而言之,董仲舒的义利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重义兴利,既强调义大于利,又主张物质利益不可或缺,圣人也要“为天下兴利”。二是“宜在我者”,把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都纳入“义”的范畴,而将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物质利益均视为“利”的范畴,并引申出反对盐铁官营和官吏经商的“与民争利”主张。司马迁的义利观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利大于义,公开宣称求利或争利是人的天性,所谓仁义亦只是“富”的附属物。二是国家和个人均可以“兴利”,也应该倡导“兴利”。至于“兴利”能否成功,其结果是好是坏,则应当看具体效果,而不能一概否定。尽管他们的义利观都存在明显的局限,并相互对立,但无论是董仲舒的义利观,还是司马迁的义利观,实际都有着针砭现实的积极作用,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范畴格义看“中道”研究的哲学根基与未来路向——《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的洞见与误区举隅

以“中道”标示中华文明在历史内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特质,是当下中国哲学发展的一条极富前景与深度的路径。然而在理解与刻画这一特质时,学者们仍可能落入“中合西分”“中优西劣”一类窠臼,背后原因是我们将西方范畴框架(如“思辨—现实”“超越性—内在性”“绝对者—有限者”)与西方学派(如释义学)不加反思地套用于中西比较,殊不知范畴框架必然蕴含的逻辑本就是使一种文明得以挺立的隐秘生命。这表明我们一方面未能把握西方形式感的运行逻辑,另一方面未能发展出真正适合于中国文明下生存体验的论说方式。仅仅将传统名相化为哲学概念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阐明中国哲学核心概念(范畴)的逻辑机理。未来中国哲学的首要任务在于从《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等新著对于西学一般主题的突破继续走向对西方范畴框架的突破,足够深刻地勘定中西方在范畴逻辑与思维方式上的区别,同时聚焦于困扰全球文明的共同问题。

《诗》义解缚与赋体自立

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假设建立在国家盛衰和世运演变的历史推论之上,异于文体流变的观照角度。赋与《诗》制别体,才是自立之本。而“辞人之赋”“日月献纳”只就武、宣为论,在后人接受则扩大为汉赋的整体印象。“不歌而诵”则纠结讽颂歌咏,经传互训,迄今以证辞、赋可歌,比于《诗》制入乐。班固执于讽颂而否定汉赋铺陈,刘勰继以比兴批评汉赋,风、讽、诵、颂纠缠不清,赋、比、兴相与为义,都以《诗》义掩蔽赋体铺陈,卒乃消解赋体自立。经传的训释只在“赋者铺陈”的一般意义上获取《诗》赋与赋体的关联,然“赋”本义究在溥遍广大,“赋”是天下四方无数单个具体之物的类聚。唯以大赋鸿篇大制的巨丽铺陈才合“赋”本义。只有解开《诗》义的重重束缚,才能直抵“赋”义,从而彰显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

四川义和拳运动资阳首义史事考

四川义和拳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它前承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之余绪,后启清末十年民变、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之先声,从边缘到中心,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应予重估,其基本史实应得到更好的发掘和梳理。而作为独立运动形态的四川义和拳运动第二阶段,资阳首义是其标志性事件。关于资阳首义的名实、爆发时间、过程、规模、转折性事件,涉及诸多历史问题,需要根据史料做出细致的梳理和辨析。

客赣方言毗邻区的玩耍义动词“坏”和“坏钞”

“玩耍”义动词是人类语言的基本词。客家方言“宁石话”有一个玩耍义动词,一般记音■等,也说双音节的■等。综合汉语史和方言使用情况来看,该词应写作“坏”和“坏钞”,是从近代汉语中表示花钱义的“坏钞”演变来的。与之毗邻的赣方言抚广片的玩耍义动词“猥”本字也宜写作“坏”,二者实为同一个词。这再次说明了客家方言宁石话同赣方言的密切关系。

创造与“现代生活”相称的现代批评——论朱自清的文学书评写作及意义

在新文学书评诸家中朱自清的书评独树一帜。他坚持“历史—人心”的批评立场,注重普通人精神生活的建设,致力于恢复一个全面的人的价值,建立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的联系。采取事义与语义互为阐释的方法,考究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历史语境,清晰地描绘出个体生命在时代语境中的生长与变迁,从而揭示出个体生命生长的谜团,继而探究这一精神变化在文本结构和语言层面的体现,真正解释了文学作品作为有机体的奥秘。创造出“人间感”与谈话风的批评语言,既遵循缜密的逻辑和意义分析,又遵从说话习惯和心理感受,成为一种恰切评论新文学作品和现代文学的言说方式。朱自清将文学书评写作视为一种建构文化公共性的努力,在对古今中外的批评理论接受消化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书评写作方式,促进了新文学书评的发展。

基于生成式逻辑的古籍文献自动化置标语义框架构建与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古籍文献的数字化以文献扫描、粗粒度文件管理等浅层知识服务为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古籍文献数字化的深度化提供了新的机遇。文章基于框架语义学理论构建置标语义逻辑结构框架,以生成式逻辑向大语言模型提出问题,递归提取古籍语料中深层语义内容,并将其输出为符合置标语义框架的结构化数据,使古籍文本在基础语义层面获得统一的处理逻辑。古籍自动置标语义框架能够实现大规模自动化古籍文献内容结构生成式表征,为古籍整理智能化转型提供一种自动可行的技术方案。

遭受义“把”字句的产生理据——兼议“变异性扩展”和“承契特征”

遭受义“把”字句是一个义类容量较小的独立图式性构式,其直接来源是致使义“把”字句中的消损类。尽管其后果为“形式旧—意义新”组配,从致使义“把”字句到遭受义“把”字句的演变并不属于变异性扩展,因为按照目前的“扩展中的语义变异”假设,经变异性扩展产生的新图式性构式是源构式边缘义类或边缘构例的意义进一步创新的结果,而作为遭受义“把”字句源头的消损类致使义“把”字句也并非某个图式性构式的边缘义类。承契特征的作用在遭受义“把”字句的个案里体现得很清楚。遭受义“把”字句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其中的“违愿”或“不幸”意涵,该意涵根源于消损类致使义“把”字句一个既有的语义语用限制条件,即“NP+VP”的结果存在负面色彩。

否定义反预期构式“我才不X呢”

“我才不X呢”是日常会话中常见的否定义反预期构式,表达“听话人以为说话人会做出某种反应,而事实上说话人并非如此”的构式义。该构式中,“才”是反预期标记,X是对前文关键信息的截取或提取,表达否定的内容。“我才不X”呢构式的反预期语义存在两种类型:一是与听话人预期相反,二是与社会共享预期相反。其反预期语义的获得与交际双方的认知语境以及对比的篇章特点密切相关。在具体的交际中,构式“我才不X呢”通过“指明预设”“引出修正”“引出根据”或“引出补充”等手段将上下文关联起来,从而实现篇章连贯。

司马迁评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辨析

鲁仲连是战国末期齐国人,擅长辩论而急人困危,功成之后不受赏赐而飘然世外。司马迁《史记·鲁仲连列传》主要讲述鲁仲连的两件史事,一是力劝新垣衍不复言帝秦,二是一射箭书解聊城之围。司马迁在文末赞语中,认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却颂扬他的高风亮节。围绕这一评价,后世文人或肯定鲁仲连宗周、不屑名利、排难解患等“义”的秉性;或围绕司马迁的看法,指出鲁仲连“指意虽不合大义”主要体现在宣扬的“势数”思想不符合“圣贤大义”、说服的时候使用了“恫吓”的方式、诱使燕将投降齐国不符合“忠君”大道等方面。学者对鲁仲连的多元评价,显示出鲁仲连独特的历史地位,值得深入研究。

但昭义钢琴改编曲《蜀宫夜宴》的个性化塑造

《蜀宫夜宴》是但昭义根据同名民族管弦乐曲改编的一首钢琴作品。钢琴改编曲基本沿用了原民族管弦乐曲的结构与核心素材,并在结构、音调及音色构建等方面进行了个性化塑造,既准确再现了原作的艺术风貌,又充分调动了钢琴丰富的表现手法,发挥钢琴的交响性优势,呈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及独特的地方韵味。希望通过对该作品的分析,可以为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汉语大字典》义例不合条目辨考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在义项的设立和引证方面存在种种疏漏,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之一是义例不合。文章就《汉语大字典》第二版若干字义例不合的情况进行考辨,纠正错误释义,剔除虚假义项,并提出修订建议。

因声求义七则

本文用因声求义法考释了“门扶、點叶、拭然、妆哈、油回磨转、胡基、央及”七则疑难词语,揭示本字,理清含义,阐明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