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视角下义愤杀人犯罪的认定标准与量刑规范——以217份刑事判决书为样本

义愤杀人案件因其情与法、人伦孝义与犯罪事实的复杂交织而频频引发社会关注。当前司法实务中对义愤杀人犯罪存在认定标准不一、义愤情节易被忽视、量刑畸轻畸重甚至同案不同判等问题。定罪方面,引起义愤杀人的“不义”行为应严格限定为严重悖德行为,只有“不义”行为的实施对象及与实施对象有特殊关系者才能够被认定为义愤杀人者,为终结长期迫害的“非当场性”杀人行为也可以被认定为义愤杀人。量刑方面,应当将“义愤”动机(原因)作为确定义愤杀人犯罪量刑起点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以普通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规范确定基准刑,并综合案件实际,依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程度,谨慎、严格地把控义愤杀人犯罪中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

论义愤杀人的法律认定与法定化构建

义愤杀人作为故意杀人的特殊形态,在国外许多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立法中,都规定了区别于普通故意杀人的法定刑。由于我国没有将义愤杀人情形列入刑法条文,也未通过立法解释明确义愤杀人的概念与认定要件,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对"义愤杀人"的认定情形过于宽泛、"义愤杀人"与其他相似情形的界限不清晰等问题。这就有必要对"义愤杀人"的概念从诱因、主观意志、时间、行为对象方面进行界定,严格把握其构成要件,正确区分义愤杀人与激情杀人等相似情形,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刑法修正案+立法解释"的路径使义愤杀人情节正式法定化。

我国台湾地区“义愤杀人罪”规定之审视及其启示

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中规定将"义愤杀人罪"作为"普通杀人罪"的减轻构成要件之罪,此规定不仅修正了"普通杀人罪"的重刑处遇,而且实现了激情犯罪的刑法评价,具有较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但也存在着诸如对"义愤"一词厘定伦理化、认知动态化及情绪评价边缘化的趋向等现实窘境。通过对"义愤杀人罪"的规范审视,在涉及激情犯罪的刑法纳入、传统法意的认同与规范重构、"罪群"式模式的引入等方面,都能对我国大陆《刑法》立法完善以有益启示。

英美刑法杀人罪中的“挑衅原则”及其启示

挑衅原则是英美刑法杀人罪中的一项重要辩护原则,指原本属于谋杀罪的杀人行为,如果行为人是在受到被害人挑衅而陷于强烈冲动的情况下实施的,应当降低为故意杀人罪定罪,对行为人处以较轻的刑罚。挑衅辩护需具备三个条件:被害人实施了挑衅行为,行为人因挑衅丧失了自控能力,挑衅达到了使一般人丧失自控能力的程度。挑衅辩护是一种部分的可宽恕事由,其根据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可责性降低了。挑衅杀人实质上即我国刑法中的“义愤杀人”。“义愤杀人”与一些国家刑法总则中规定的“激情犯罪”情节不同,其成立标准比一般的“激情犯罪”更加严格。挑衅原则对于研究我国刑法中“义愤杀人”的内部构造、从轻处罚根据和认定标准具有借鉴、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