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熙年間劉裕北伐的天命與文學--以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爲中心

義熙年間劉裕的兩次重要的北伐,一是對鮮卑族的南燕,一是對羌族的後秦。前者史書多稱“廣固之役”,當時文筆表策,均出王誕之手;後者之軍中文書則多由北地傅亮掌筆。義熙十二年至義熙十四年,劉裕北伐軍攻陷天下之中洛陽、長安,傅亮爲此撰寫了《爲宋公修張良廟教》與《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結合義熙年間北伐後秦行軍的地理位置變化,可考證“二教”的具體撰寫時間;今將“二教”置於劉裕身分“宋公”、“加九錫的宋公”、“宋王”的關鍵節點再加以文本詳考。在宋初“經史之學”向劉宋中葉“詞賦之學”的演進途中,傅亮是一位非常有標誌意義的人物,他在文學史甚至是在中古政治史上的地位應該得到重新審視。

浅析南朝刘裕的义熙改革

东晋末年,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尖锐。刘裕从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方面推行一系列举措,加强了中央集权,推动了经济重心南移,为宋文帝时期“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义熙元年（405年）之前的陶渊明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的重要坐标，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切人点。在陶渊明真正归隐即义熙元年（405年）之前，他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义熙元年之前，陶渊明做过祭酒、参军等职，对社会有独特的看法，对人生的皈依也有独特的领悟，这些心路历程都记录在其诗歌中。仕得坚持可以概括陶渊明多次的人世、隐得坚决可以概括陶渊明渴望出世，仕与隐始终作为一对矛盾，作为一种纠结深深地折磨着陶渊明。

论义熙土断的范围、对象与意义

义熙土断是东晋末年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武人对政治、社会状况的一次整理和总结。其主要任务是对当时混乱的政区特别是江淮流域和益州地区进行整顿,并且土断"流民"。在被土断的人口之中,既有产生于战乱、直接威胁到当时社会安定的"亡命",又包括一般流民。豪强大族则在这次整顿中受到刘裕的保护,基本维持了其既得利益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而刘裕也通过义熙土断,实现了境内的稳定,为其实现更高的政治目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往昔峥嵘岁月稠 育才革命精神绣--听赵义熙、苏永静后人讲述父母革命故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重庆市档案局落实全市档案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发起“百年追梦人”档案主题宣传活动,在九龙坡区档案局的部署下,区档案馆向育才中学征集档案故事线索,我作为重庆育才中学档案管理人员、陶研爱好者,有幸参与其中,多次与九龙坡区档案馆沟通衔接,确定了以育才中学师生首绣红旗、山城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为素材,拟定“育才与党心连心,一面红旗心向党”主题,向市档案局申报故事线索。后该主题成功入选“百年追梦人”档案主题宣传。为了还原真实历史,让故事更加生动鲜活,在收集整理育才中学现有档案资料基础上,最终联系上了赵义熙(1956-1960.08任育才党支部书记)、苏永静夫妇的两个女儿(赵迎建和她二姐)接受现场采访,听取她们讲述赵义熙、苏永静及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

晋宋之际的诗运转关

文论史上的“义熙诗风”与“元嘉诗风”,人为地把浑然为一的诗风演进按照朝代一分为二。其实,晋宋之际,由作者构成而论,超凡脱俗的名士群体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正是才艺出众的文士群体的天下;据审美趋向而言,名士钟情于清谈,争胜于谈锋,大都重理而轻文,而诗人钟情于吟咏,竞逐于才藻,往往重文而轻理。晋宋的诗运转关,使“情”、“采”向文学复归,体现出诗骚传统的归位,意味着中古文学在晋宋之际的新生,为南朝文学的兴盛提供了方向性的保障。

《桃花源记》写作时间考论

学界普遍认为《桃花源记(并诗)》作于晋宋之际,这种说法不无问题。这组作品虚拟了一个与国家政权相对立的方外世界,展现了以农耕为主业,间或有山泽林野之娱的乡居生活,并流露出断绝一切交游、仅与村民亲戚往来的态度,这都与渊明在隆安义熙年间对退隐生活的设想相合。而在晋宋之际,渊明的隐居生活早已发生改变,对农耕生活的美化想象已经削弱,与当地文士的交流也成为其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寻求知己乃至尚友古人的情绪十分强烈,这都与《桃花源记》的思想倾向不符。因此,《桃花源记》更有可能作于隆安至义熙初年之间。

关于“白莲社”本事及陶渊明年谱中相关问题的考述

东晋高僧慧远的"白莲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至为深远,往往为后代文人所提及。加之其与陶渊明的关系,就更成为后世文人雅士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口实。然就实考之,却发现所谓"白莲社"本身并不存在,而是随净土宗和白莲教以及诗社的关系而为后人所追加命名。但其作为一种文人社团的象征,在"层累地"生成文学传统,尤其是文人结社的传统过程中起到了后世任何诗社或僧社都无法起到的巨大作用。兹就"白莲社"

试论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

《饮酒二十首》在陶渊明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饱含忧愤的笔触,勾勒了诗人这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及其与当时社会现实的矛盾,并且肯定了自己归隐田园的生活道路的选择。这组诗,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一《饮酒二十首》的系年迄无定论。宋汤汉《陶靖节诗集注》、今人王瑶注《陶渊明集》等系于义熙十三年,即公元417年;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今人逮钦立注《陶渊明集》

从兰州的握桥谈起

自古以来,我国的能工巧匠建成的各式桥梁,凌空越阻,千仪百态,为祖国的山河增添美色,并为历代诗人所歌颂。杜甫诗中就有“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白居易的诗里说“晴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苏轼诗“弯弯飞桥出,敛敛半月彀”等,都描写了山光水色中的各式桥梁。 下面说说我国古代造桥大师的杰作——独特的伸臂木梁桥。这种桥的代表作是兰州的握桥,又名西津桥,俗名卧桥。

陶渊明《饮酒》诗系年考辨

关于陶渊明《饮酒》诗的系年,说法大致有五:元兴二年癸卯说、元兴三年甲辰说、义熙十年甲寅说、义熙二年丙午说、义熙十二三年说。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另提一说,即义熙十四年戊午说。其理由主要有三:一、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乙巳辞官奔程氏妹丧,次年返园田算起,一纪后当是义熙十四年戊午;二、其所饮“名酒”当是官人所送,而王弘恰于义熙十四年任江州刺史;三、诗中许多内容与刘裕称“宋王”及废安帝立恭帝事相合,而此事亦发生在义熙十四年。

从陶渊明的“任真”谈他的思想及其发展

梁昭明太子萧统《陶渊明传》评价陶渊明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认为“任真”是陶渊明思想性格的主要特点。考查陶渊明的生平,可以看出“任真”是陶渊明的素抱,对人生真谛的追求是他终生的实践。在他的现存不多的诗文中,就有八处写到“真”的:

小爨碑使用“大亨”年号之谜

滇中著名学者袁嘉谷曾给《小爨碑》亭题联: 奉东晋大亨瑰宝增辉三百字 称南滇小爨石碑永寿二千年 实则碑面共计四百零二字,立碑距今一千五百八十年。为求上下联对仗工稳而取其约数,这倒无可非议;只是以碑末用“大亨”年号就以为爨氏奉东晋正朔,还有待于研究。 碑文最后一行是这样的;”大亨四年岁在二已四月上恂立”。

从《宋书·夷蛮传》看南朝宋代与日本的关系

中日两国的往来渊源流长。中国的古代史册中,从《三国志·倭人传》到《晋书·四夷列传》,都有关于中日两国古代交往比较详细的记载。然而,自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的约150年时间里,中国的史书中却找不到日本倭国来朝的记载。究其原因,也许是晋朝长期战乱不已,朝廷档案或失散民间,或毁于战火。

东晋南朝与西北诸国的交往

西北诸国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古已有之,且史家论之已详;而西北诸国与江左地区的联系,则自东晋南朝始,史家注意亦较少。事实是,东晋南朝时期江左与西北诸国建立了极其广泛的联系,进行着频繁的交往,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写下了壮观的一页。立国于江左的东晋南朝政权,面对强大的北方敌对政权,不得不积极从东北与西北方面寻找盟友,与之建立密切的交往,犹如伸出左右两手从战略上包抄北方政权。

宋代潮州古城的城市建设

潮州作为州、郡一级建制是从东晋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开始设置的,当时不叫潮州,而称义安郡,南朝梁代改称瀛州,到隋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由于州境濒临南海,终年潮水反复,因而改名潮州。此后,州名虽仍有改易,州域也间有盈缩,但中唐以后。

“海滨邹鲁是潮阳”——潮州古代教育史述要

据方志记载,潮州地区唐代开始有学校,上距建郡的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已经二百来年。因此,潮州建郡虽早,教育起步却较迟。其原因以地论则僻处岭海,远离中原文化中心,以民论则夷獠杂处,少数民族占多数,以户口论则建郡之初,总户数才一千多,地广人稀。即使到唐代,此种蛮荒落后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改变。

王船山并不歧视排斥夷狄人才

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船山学报》(总第十四期))刊载唐斌成《船山、魏源人才思想异同论》一文,该文以比较法分析两人人才观之异同,甚为可取。但文中提到:“王船山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的立场,对少数民族和外族一概采取排斥和敌视的态度。……对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中的人才,防之犹恐不及,更谈不上重用。”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王船山在青壮年时期是否歧视夷狄人才,有待查证。他中岁后隐居著述,以在野布衣之身痛定思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则断无歧视排斥夷狄人才之意。从《读通鉴论》这一著作中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