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舆:晚清平实说理的公羊学家——以《春秋繁露义证》的诠释风格为例

以辑录《翼教丛编》闻名的苏舆著有《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专揭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诸书中的"诧异"之论,力图恢复董仲舒思想的真实面貌。是书力主《公羊》学说,但能以一种比较平实理性的态度,超越门户之见,但凡是合理的说法,无论是古文经师,还是今文经师,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皆摭取其说,无所排斥。甚至对于以谶纬附会为说的纬书,他也能吸收其中的可取成分,来作为注解董子思想的资源。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二十世纪“龙学”的经典之作——论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

詹锳先生是20世纪"龙学"史上的大家,他以《文心雕龙义证》一书集成了《文心雕龙》的校注成果,不仅成为大陆第一个《文心雕龙》的会注集成本,而且至今亦无出其右者。这部皇皇巨著广征博引,严谨细密,以集解汇注的形式探求《文心雕龙》的本义,以证得对《文心雕龙》原文的确解,从而完成了一部既有会注与集成之功,又具个人理论色彩的"龙学"巨著,成为中国大陆20世纪"龙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亦成为百年"龙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詹锳《文心雕龙·定势》篇义证研究

詹锳是最早对《文心雕龙》的文体风格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体风格学”来研究。他的《文心雕龙·定势》之义证,采用“无征不信”而“汇释集评”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他建立在“词章之学”与“考据之学”基础上的“龙学”研究特色。他广泛吸收诸家《文心雕龙》校注与研究的精粹,对各家在《文心雕龙》研究上的创新与不足了然于胸,视野开阔,精研深掘,站上“龙学”研究的高地。詹锳征引与汇聚同一时代和不同时代诸家的观点,片善不遗,展转互证,其最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以兵学的辩证思想解《文心雕龙·定势》,表现出卓越的学术眼光和理论识见,彰显了“龙学”研究的最新水平。

《谛义证得经》的主要思想

《谛义证得经》是古印度重要宗教派别耆那教中影响最大的经典。这一经典构筑了耆那教系统的理论体系。它重视通过智慧获得真理,提出了"七谛"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该经表明了耆那教的主要宗教和哲学思想。《谛义证得经》通过"命我"和"非命我"的范畴,论述了耆那教关于生命现象和自然事物的主要理论;通过"五种智"的理论,展示了此教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观念。《谛义证得经》对耆那教在历史上的成熟和发展起了较大作用,在印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桂馥《义证》阐释的文字现象

桂馥是注释《说文》的四大家之一。人们往往关注他的《说文解字义证》征引古籍注疏许氏说解的特色,忽略了其对各种文字现象的论述,而这正是全面把握《义证》必不可少的方面。他解释了古文、籀文,对人们深刻理解古文字大有裨益;他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等的分析,为当今汉字的用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依据。

通用字的理论价值阐释——以朱珔《说文假借义证》字际关系沟通为例

"通用字"指的是在某一特定语境下可以替换的一组字,它包括"同词异形"和"异词同用"这两类情况。清代朱珔《说文假借义证》是清代研究假借的重要著作,做了大量的假借字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但严格来讲,朱珔的字际关系沟通不符合纯粹的学理认识,用语使用并不科学。他沟通的字际关系符合"通用字"的文字用例,朱氏搜集了大量异文材料,归纳相同的辞例,强调文字在相同语境下的通用作用。整体来看,朱氏字际关系的训诂学价值比文字学价值更高,更方便考义,实践应用性更强。"通用字"的系联有重要学术价值,其有助于加深词义理解,有助于相关文本解读和注释,有助于辞书编纂水平提高,有助于进一步考察文献用字、改字等现象。

胡承珙《小尔雅义证》“丽”字训释辨析

根据《康熙字典》的解释,＂麗＂古字为＂丽＂,旅行之象,本意为旅行,后为了书写简便又简化为＂丽＂。＂丽＂确有数、两及附之意,没有思的意思。胡承珙认为＂思＂字是＂附＂字之讹,但经过简单的考证,作者认为胡氏这一说法有失偏颇。

试论《小尔雅义证》中虚词“诸”的用法

《小尔雅》较早地说明了“诸”作为句末语气助词的用法，结合胡承珙的《小尔雅义证》可以很好地理解这种用法。

“朱门酒肉臭”的“臭”字义证——兼与何兆、吴生、吴燮煦仨先生商榷

历来人们对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有较为统一的理解:封建权贵生活奢华,酒肉都变质腐臭,而百姓生活痛苦。但一段时间,有学者却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朱门酒肉臭'的'酒肉臭'应理解为'酒肉飘香','臭'音读为xiù,义即'气味''飘香'。本文作者认为,此种理解是偏颇、错误的,缺乏应有的历史观,也违反了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值得商榷。

清代山左学人的深度研究——《桂馥与<说文解字义证>》

桂馥是清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说文四大家＂之一,以《说文解字义证》五十卷（以下简称《说文义证》）享誉学坛。事实上,桂馥不仅长于《说文》与文字训诂之学,还兼工书法篆刻、诗文戏曲等,既是功力深厚的学者,又是成绩非凡的书法家、篆刻家、诗人和戏曲家。有鉴于此,丁秀菊教授在搜集、掌握丰赡资料的基础上,对桂馥的学术、艺文与生平事迹等作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撰著了《桂馥与〈说文解字义证〉》（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

从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看董仲舒

《春秋繁露》是西汉哲学家董仲舒的代表作。历来对其校注解释的本子颇多。而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对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校注较为完善的本子。在《春秋繁露义证》一书中,可以看出董仲舒通过对春秋时期各个国家的史实的评述,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下面就以《春秋繁露义证》中对晋国史料的引用及其人物、事件的评价来分析董仲舒的思想观点。

《小尔雅义证》引例校正

清人胡承珙编著的《小尔雅义证》,虽经刘世珩校勘(聚学轩丛书),引例出处仍发现许多错误。卷一广诂三页《尔雅·释诂》:“班,赋也。”按:应为“释言”。九页《襄十年》:“遂灭逼阳。”按:应为“春秋经襄十年”。十八页《小雅·桑柔》:“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按:应为“大雅”。十九页《小雅·桑柔》:“逝不以濯。”按:应为“大雅”。卷二广言二页《礼记·大行人》:“归脤以交诸侯之福。”

敦煌文献俗语词方言义证

汉语词汇的发展,由于时间、地域的不同,使某些词语在彼时彼地消失,却仍在此时此地存在;某些词语在彼时彼地以一种形式存在,而在此时此地又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近年来,运用现存的方言俗语来作为一种研究汉语词汇意义的手段,越来越受到训诂学者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对敦煌文献中某些俗语词,或为注家错释误校者,或语有疏漏者,或未释俟考者,或已释而其义少见者,援引其他资料外,主要是以贵州平塘(旧称平舟)方言,进行诠释证义,以供敦煌学研究者参考。

论朱珔《说文假借义证》的假借研究

假借是传统六书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朱珔的《说文假借义证》在清代的六书研究当中特点突出,独树一帜。朱珔对假借研究进行进一步的分类,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假借内部的复杂现象。其"义证"的假借观既是对段玉裁等人假借认识的发展,汇集的同功能用字,更是反映了传统训诂学以意义为中心的理念。以朱珔的假借研究为例,清理清代小学中六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六书学史的进一步推进。

略谈按定义证明极限的教学

按“ε—N”定义证明数列{an}的极限为A,一般从解不等式|an-A|<ε入手,若能分解出n,得一个不等式n>f（ε）,取f（ε）的整数部分为N,则由数列极限定义证得liman=a0如果从|an-A|<ε中不易分解出n,可以设法先把|an-A|适当大,使放|an-A|≤g（n）,此处g（n）必须仍为无穷小量,g（n）<ε比|an-A|<ε容易分解出n,从而得出N（ε）。证明liman=A的关键是证明N（ε）是否存在,这又是证明的难点,学生不易掌握,因n→∞此,一定数量的例题与练习,对学生是必要的,证题中一些常见的错误提醒学生注意也是有益的。我们先通过简单的例子,说明如何化简|an-A|,以求出N来。

《左传》与《史记》（续）——《春秋左传义证》报告之二

三．《左传》与《史记》之不合 《左传》与《史记》记事，时有不合。细考其不合的原因，当是多方面的．就多数情况而论，是司马迁失考误采．班固批评《史记》“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柢梧”．其论并非诬罔太史公，这是一种情况．也有《左传》失误而《史记》正之者。

朱珔《说文假借义证》假借研究

清代学者朱珔所撰《说文假借义证》是探讨假借问题的文字学专书,在清代六书学研究中有重要地位。以《义证》为研究对象,结合朱之垿所补充《凡例》,对书中假借术语如“通借”“省借”“转借”“异体假借”“形近假借”“不定谁借”“互借”“通用”“两借、连借”等进行分析,以此推断朱氏所用术语的内涵。在假借观上,朱氏确立“以义正字”的假借原则,强调“义证”的作用;认为假借是用字之法,必有本字;从理论上提出了“非必假借”的分析,匡定假借字的范围;但在某些假借问题上,将假借与引申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