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专门之学:两宋永嘉学脉接受程朱理学的历史语境

在复杂的学术、科举与政治局面中,北宋的周行己、许景衡以“专门之学”的方式对洛学形成了既承认其义理之学又排斥其政治应用价值的独特态度。薛季宣和陈傅良的制度之学的实践,是要修正二程理学存在的不足。叶适主张重新阐明“道之本统”,表现出与理学争道统的姿态,即全盘地论证自己的主张是儒学的正统。然而程朱理学在南宋仍长期被视为“专门之学”,这也为永嘉学派在承认程朱理学价值的同时又与之互争正统提供了条件。道学集团坚持“一道德”的普遍主义立场,绝不容忍对其“专门之学”的定位,结果永嘉学派在回应道学指责的过程中被动地通过“道”为“事功主义”构建了一套哲学本体基础。

具体之学·为己之学·之间之学--一种新的中国式的哲学观

与西方传统的立足于"思"的哲学观不同,真正的中国式的哲学观应以"身"为其立足点,并为我们展现出迥然异趣的三个面相。它是从现实出发的"具体之学",而非从意识出发的"抽象之学",是从身行出发的"为己之学",而非从言说出发的"为人之学";是从行止出发的"之间之学",而非从思辨出发的"分辨之学"。在人类哲学业已步入"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今天,对上述中国哲学观念的重新开显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其既体现了一种向更为"原生态"的人类哲学形态的历史回归,又作为对人类现代哲学中愈鹜愈远的诸如"本质主义"、"文本主义"、"极端主义"等等取向的纠偏,而为我们指出了未来人类哲学理想重建的方向。

夏承焘的考据之学与批评之学

夏承焘早年从事词的考据之学,中年以后转入词的批评之学。他的考据成果如《唐宋词人年谱》、《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唐宋词论丛》等著作,代表了20世纪词人谱牒之学、白石词乐之学与声韵之学的最高成就。他的批评成果如《月轮山词论丛》和《词学论札》所收录的相关文章,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考据之学到批评之学,体现了夏承焘在研究方法上由"词内看词"到"词外看词"的重要转变。他的"词内看词"表现为对词的字、句、声、韵、调、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各有优点和局限,夏承焘的过人之处是能把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 ,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 ,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 ,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 ,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 ,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 ,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亟待重铸有能量的中国艺术之学

中国艺术学是一个继往圣之绝学的学科,它有着格物致知的创学科理念、多元融通的一体化格局、高屋建瓴的中国式架构。它在繁盛发展之期也遇到一些跌宕起伏,其原因固然较多,但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些艺术学学科的从教者没有完全尽到应尽的守土之责。当下,学科知识体系残缺导致学科发展动力不足、学科认知观念散乱导致学科指向性含糊、学科缺乏群体动力导致进退维谷的局面,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破解。而要重铸学科能量,必须“学说中国话”,拓展学识面,进而完成学科三大体系的建构。

明遗民黄景昉“旦气之学”解读

明遗民黄景昉从隆武朝致仕后,拒不仕清,隐居泉州故宅,以著述为业。其在《屏居十二课》中所倡导的“旦气之学”,注重节律操守,倡导清心寡念,勤俭节约,以培养浩然之气相砥砺;以清晨空气清新怡人、新鲜别致的特点,寓意人们立志宜早,积极追求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审美理想。清晨之朝气,也是昼夜交替的时间节点,黄景昉以此寓意实现理想志气应具有焚膏继晷、坚持不懈的精神品质。“旦气之学”的深刻内涵与遗民文人坚守节操、超脱凡俗的精神气质相呼应。黄景昉文如其人,其文章著述即是其人格品行的体现,其高尚的遗民品质为后代知识分子培养高洁的人格精神提供了典范。

以“大人之学”分判朱王之学

朱子、阳明注解《大学》虽由“大人之学”而起,但二者却存在分歧。从“大人”的内涵看,朱子认为是“正己而物正者”;阳明认为是“天地万物一体者”。从“大学之教”看,朱子强调“格物穷理”,教以学者“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阳明强调“致良知”,期以人人自识“一体之仁”达到“万物一体”。从“大学之道”看,朱子以“次第”工夫追求“国家化民成俗,学者修己治人”;阳明以“立根”工夫追求“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事实上,朱子、阳明的“大人之学”存在共通:两者是以儒家心性之学为基本立场,顺着“大人”—“大学之教”—“大学之道”这一治学路线而发挥。

中国传统心性之学的“代际更新”与“生生不息”——《钱穆与心性之学》评介

目前,学界对钱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朱子学、清学史、中西文化观等方面,对其心性之学的关注还远远不够。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石力波博士新著的《钱穆与心性之学》一书(2024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宏阔的视域和独特的视角,钩沉史海,全面剖析了钱穆心性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及其史学意义和时代价值。相较以往研究,该书突破樊篱,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性命之学”

“性命之学”作为中华文明独有的一门实践性、修习式的学问,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人文主义”,“第二个结合”深度激发了“性命之学”跨越时空的内涵特质,创新了其在历史轨迹的学理空间。文章以“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从古之“性”与“命”的内涵出发,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性命之学,并提出了成就的路径。

论儒家“为己之学”的张力——以《四书》为核心

"为己之学"是儒家一种充满张力的学问。这种张力表现在"为己之学"是"立己"与"立人"的统一;是"心性"与"功利"的统一;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从"物、我关系"维度来看,"为己之学"是"立己之学",也是"立人之学";从"绝对、相对"维度来看,"为己之学"是"心性之学",而非"功利之学";从"本末、终始"维度来看,"为己之学"是"内圣之学","内圣"即是"外王"。"为己之学"的核心张力最终落实在"做人"与"做事"的一体。

“无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兼论中国哲学的心性之学与天人之学

中华传统文化重"明心性"的价值取向和主"一天人"的思维方式皆是以"无神"为其本质特征的。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尤其是儒道两家对"上帝"与"鬼神"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儒家的"人事为本"与道家的"自然为本"的思想,其实质亦皆是取向"无神"的。中国无神论所昭示的"人文""有为""创造""自由"诸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并最终成中华民族千古以来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无神的人文精神终将能够成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再造的基础。

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转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转型,文化学术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古代文艺思想也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从王官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转而为诸子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诸子之学虽然由以"六艺"为代表的王官之学发展而来,但二者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学术系统,在这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文艺思想也在基本旨趣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性人物。

“人间”大义与早期王国维文哲之学的归止

王国维早年本着寻求精神之形上慰藉的解脱心态,治叔本华与尼采的纯粹哲学,但叔本华与尼采其人与其学的内在张力使得王氏转向康德,"人间"大义代表了王国维哲学探求的归宿。人与人的"之间",构成了王国维理解与刻画自己的位置的思想出发点:经世致用不过是入乎人间之内,而解脱出世亦不过是出乎人间之外。对国家、民族病理与个人性情的日益深化的思考,促使王国维一度从哲学转向文学美术。但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不得不使得国维从个人之解脱转而进入在具体时空直面现实而有所承担,由此而有从文哲之学到晚岁经史之学的转向。

做为己之学 成有斐君子

古代读书人做的是"为己之学",其目的是完善自己的人格,成为一个"有斐君子"。当今大学的评价激励机制是在鼓励大学教师做"为人之学",其结果是学术腐败、自我迷失。重塑大学教师的君子人格,首先要为大学教师做为己之学创造必要的生活条件;其次要为大学教师做为己之学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陈澧之学的两歧反应及不同立意

学人对于陈澧学说的认识在其身前、身后迥异其趣,而又前后呼应。在陈澧身前,学人最重其经史考证之作,而根本不提其有意超越江浙学术而精心结撰的汉宋兼采之学。经张之洞鼓吹,陈澧汉宋兼采之学在其身后成为显学,引起一些学有本末的大儒名家辨析其中精微,不仅显现同为所谓"兼采汉宋之学"的取径差异,更可见其中落脚根基的深浅。这些对陈澧兼采汉宋之学持批评态度的学人,对陈澧经解小学与地理考证之作皆极倾倒,不仅与当时学人在陈澧身前的认识接近,甚至与陈澧最终的自我评断一致,可见学术本身自有约束的机制,不受外在风气与权势的转移。

孔孟为己之学的当代意义

在人的欲性、智性、仁性三层心性结构中,孔子的心性学说以仁为核心,孟子构建了唯仁是举的性善论。基于此,孔孟在教育上力主"为己之学",以追求理想人格的实现。随着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盛行,教育的欲性和智性功能得到张扬,教育的仁性功能逐步式微。时到21世纪,教育滑向功利主义的趋向更加明显。此时,重温孔孟的为己之学,强调教育目的的内向性,对浸透着功利主义的现代教育有解毒剂的作用。

经济学:经世济民之学

经济学(Economics)是一门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实现利益最优化的学问。在人类思想的漫漫长河中,经济学的诸子百家各领风骚,如同涓涓细流,挟浪裹沙,形成了无数经典与流行相碰撞的拍岸惊涛,对整个社会科学的与时俱进发挥了极大推动作用,对民众福祉获取和政府管理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人们把经济学称之为经世治国之学、济民理财之学,虽历经沧桑而魅力不褪,稳稳当当地成为社会科学的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