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乡党》“问人不问马”之争议解读——从“怵惕之心、恻隐之情”谈起

《论语·乡党》中孔子“问人不问马”一直备受争议,对于它的解释众说纷纭,其中主要以朱熹为代表的“贵人贱畜”一说法较为普遍,然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贵人贱畜”这一说法不妥,不符合儒家的“咸慈万物”思想,因此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有先后之别,无贵贱之分”的说法,并从人作为“类”的情感角度上来解释,借王夫之在《四书训义》中所说“怵惕之心、恻隐之情”这一角度来阐述孔子为何“问人不问马”这一行为。

论紫砂壶《花开富贵》的工艺技巧和祝福之情

器物之美在于心灵的体验感受,由于审美的角度不同,器物之美也各有不同。紫砂壶《花开富贵》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形态的捏塑还是细节花瓣的处理都展现出紫砂匠人们在抟制过程之中的那份淡定和从容,他们通过技艺将花团锦簇的画面装饰在壶上,能够让广大的壶友感受到其中的文化内涵。作品在使用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泡养形成温润如玉的效果,色彩也是更加明亮,真正形成了花开富贵的效果,令人爱不释手,让人们体会到蕴藏其中的美好祝福之情。

大概念视野下古典诗词的爱国之情教学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爱国主义古诗词的占比进一步增加,这些作品中含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同时也传递出各个时代文人志士的爱国之情,学习这些作品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培养学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新课标提出了大概念的教学理念,以大概念为核心的整合性教学,能提升爱国主义古典诗词的整体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有效助力对学生爱国之情的培养。

论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

关于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的停止形态,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上存在犯罪中止、犯罪未遂和具体分析说三种立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刑事政策根据是基于预防犯罪目的而对中止行为予以奖励,其对中止自动性的判断具有指导、制约作用。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未能表明其已回到合法性轨道,其危险人格并未得以良性转化,仍具有预防必要性,不值得给予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奖励。中止自动性的认定应当维持主观说的基本立场,但“能”和“欲”的判断必须受到功利价值观的制约。基于嫌恶之情放弃罪行,其犯罪欲望或其预期的犯罪收益无法通过继续犯罪得到实现,该停止行为应视为“欲而不能”,而非“能而不欲”,不符合中止自动性特征。

在《黄河颂》教学中培育爱国之情

语文教学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教材精心解读,然后匠心设计,这样学生才能受到文章思想意蕴的熏陶。《黄河颂》是一篇感情浓厚、主题鲜明的现代抒情诗,所以从《黄河颂》的解读和学习出发,培养学生爱国之情,可以收获较好的教学效果。一、导入环节渗透爱国之情有效的教学导入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于新知识的期待,引导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学习中。

自然天趣此中来——论紫砂壶“五子登科”的造型创意设计和吉祥祝福之情

“五子登科”的题材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创作题材,非常的生活化和接地气。从整体上来看这件紫砂艺术作品“五子登科壶”,创作者采用了花塑器的形式来展示紫砂艺术之中比较常见的题材,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之上不断开拓创新,使其焕发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是作为一把茶座之上的实用器来对待,这样的作品已超出了平常的想象力,特别是花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并不是非常适合,光素器更加实用一些,但是从欣赏艺术的角度来说,紫砂花器更多地展示了周围环境的丰富多彩和艺术形式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紫砂艺术从诞生到今天数百年的历史演化过程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和包罗万象的艺术体系,直到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遵循规律与追求卓越中诠释对教育事业的挚爱之情

江苏省扬州中学薛义荣校长是我在高邮师范学校及扬州师范学院的校友。大学毕业后我们又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我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并关注着他在教育教学工作上的每一点进步。他本科毕业后分配至扬州市新华中学担任高中物理教师和班主任,后来一步步地成长为全国优秀教师并入选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2022—2025)”。这既是他个人职业发展的荣光,更是扬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

从紫砂壶“柿柿如意”中感受到花器之美和祝福之情

在紫砂艺术之中,关于“柿子”的形态演绎出许多不同的器型设计,每一件都留下了令人深刻的印象。从整体上来看这件紫砂艺术作品《柿柿如意壶》,作者在临摹传统器型的基础之上,把现代艺术风格的潮流设计以及自己的审美方式更好地融入其中,突出了题材,也能够把“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理念贯彻到底。所以在欣赏紫砂花器的时,要从最为基本的形态入手,然后逐渐的演变到更为宽阔的人文内涵方面,正如花器大师汪寅仙所说的那样,形似只是基础,功力的高低主要看神似的程度。“柿柿如意”器型的设计正是呼应着这样的理念,把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蕴藏的吉祥韵味更好的凸显出来,让我们在使用这样一把紫砂壶的时候,能够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祝福之情。

离合之情血为溅 兴亡之责扇作抒——观原创歌剧《桃花扇》

近日在南京江苏紫金大剧院观看了一部原创歌剧,名日《桃花扇》,是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江苏省歌剧舞剧院、江苏省交响乐团出品和创演的。该剧是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创作和作品资助项目,亦是江苏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旅游厅的重点扶持作品。

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旅游目的地品牌情感模型研究——基于自我构念的调节作用

将品牌情感的两个维度——"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纳入旅游目的地品牌情感模型,并将自我构念作为调节变量,以大学生为样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真有之情、应有之情、目的地态度和旅游意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旅游目的地品牌情感具有"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两个维度,且真有之情的影响作用大于应有之情;(2)自我构念会调节品牌情感(真有之情/应有之情)和目的地态度之间的关系,外显的(品牌)情感差异和内隐的自我(构念)差异具有一致性。因此,旅游目的地营销组织要根据游客自我构念类型进行市场细分、培育差异化品牌、激发游客的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

庄子“有无之情”论辩证

本文认为，学界关于庄子所谓“道是无情”的误读，缺乏全面理解庄子哲学的语言逻辑基础，因此，合理地阐释庄子“有无之情”论，当属正确理解庄子哲学的一项任务。就正题而言，庄子认为“道”是“有情”的，具体表现为创生天地，这是一种形上本体论的逻辑设定；就反题而言，庄子认为“人”是“无情”的，是因为必须批判人世间的殉物观念；就合题而言，庄子认为“有无之情”的内在整合，是人在天地万物之中敞开生命境界的一种方法。文章的结论是：庄子“有无之情”论是关于本体世界，人为世界和天地世界的综合判断和陈述，目的是完善人格的本位力量。

两种文艺情场——魏晋之情与晚明之情

在中国文艺史上有魏晋和晚明两个情场。由于二者哲学基础的不同,"情"的具体内涵又有所差别。两个情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二者皆本源于先秦老庄之学。

“儿女之情”指男女之情

"儿女之情"指男女之间的情爱。语见《北史·荀济传》:"自伤年几摧颓,恐功名不立。舍儿女之情,起风云之事,故挟天子,诛权臣。"例如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二:"孩儿今已离尘奉道,岂复有儿女之情。"(离尘奉道:指出家作僧尼道士)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长亭》:"妾遵严命而绝儿女之情,不敢循乱命而失翁媳之礼。"刘白羽《第二个太阳》一章:"当他站在月台上目送她时,在车玻璃窗后面他依然看到妻子那难以抑制的凄楚神色,自己心中也有些戚然……他伸手拉了一下大衣。他想逐走这儿女之情。"

浅谈产品造型设计中的“红色”之情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情感因素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冲击越来越大,人们在精神上的需求鞭策着现代设计师们设计出更好的有内涵的作品。一个好的设计是带有情感和情绪色彩的,可以进入人们的心灵深处。"红色"是一种充满了激情与生命色彩的颜色。"红色"设计并不是指的设计作品本身是红色,而是在说它的引申意义。本文就是来谈谈产品设计中的"红色"情感以及它的价值和意义。

“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重影响机制

"内部人"或"自己人"是本土组织中较为常见的一种非正式身份划定。然而,"内部人"这种特殊身份往往因为其所蕴含的角色期待,而面临如何行使这一角色的尴尬。一方面,"内部人"跟组织和领导有了不同于"外部人"的关系,而对这一身份倍加珍视,并对组织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情感依附;另一方面,本土组织对"内部人"的角色要求达成了长久的共识,内部人必须付出更多以维护这一特殊身份,内部人的责任更大。针对上述现象,文章从角色认同和自我归类理论出发分析,内部人所表现出的员工创新行为究竟是"真有之情"还是"应有之情"在驱使,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文章的基本假设是,"内部人"做出创新行为一个可能的选择不是简单地依靠情感,而是同时"无奈地"通过承担义务的方式来进行创新行为,这一组合机制是其面对自身身份以及身份本身蕴含的角色期望而构建的一种行为选择。这一研究从过去主要关注员工创新行为如何激发,转向对员工情感动机和义务动机组合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模型将内部人身份、情感承诺、感知义务与员工创新行为结合起来,拓展和深化了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

“诗道性情,道性之情”——船山诗学情感论分析

借助存在主义和符号论美学的运思方法,从诗歌的本源、诗的内容与形式、诗情的传达与接受诸方面对船山诗学情感论进行疏理,可发现“诗道性情”论不仅仅关涉情感的“真”“正”,而且蕴涵着情感形式、情感的开放性等丰富的内容。

无枝可依:姜夔的飘零之感和恋家之情

作为一名“江湖词人”，姜夔虽以其出众的文才而广受当时达官贵人的赏爱，但终究“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他仍属于一位没有独立政治地位、旅食于豪门的清客文人。这样的“角色定位”便决定了其词作中始终潜隐着一个“无枝可依”的寒士所特有的身世飘零之感；而对温馨的家庭生活和男女情爱的眷恋和追怀，又使其词中时时透出一股热切和带有艳情气息的恋家之情。二者相反相成地共同构成了白石词作为一名“江湖词人”之词的重要人生意蕴。

从夫妇之义到夫妇之情——汉魏六朝弃妇诗的伦理禁忌与突破

夫妇关系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自汉代以来,在儒家典籍中不断被理论化和神圣化,然而受生殖要求、家庭伦理规范与女子色衰爱弛等实际情况影响,弃妇仍然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在汉魏六朝夫妇之情囿于伦理禁忌的整体背景下,此时期弃妇诗作多表现"夫妇之义""夫妇之恩"的伦理规范,以及对男性哀愍的寻求,在《有所思》《白头吟》等作品中,则可看出女性对伦理规范的抗拒及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经过三百余年的演变,在吸收同时代流传殉情故事的基础上,更是第一次昭示了对夫妇之情的宣扬,突破了原有的伦理禁忌。

神生安定与“任其性命之情”——庄子哲学的现代意义二题

在现代社会,机械技术的广泛使用及其所形成的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好处和负面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现代文明的种种社会规范对现代人的压抑以及现代人被种种欲望所束缚也是远离了文明的最终目标。而庄子对机械技术的使用的伦理和社会后果的警惕以及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的主张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和现实的意义。

先秦道家情感传播研究——以“庄子之情”为例

庄子看似无情,实则情浓。因道家思想侧重于内向传播,重视直觉的自我体验,往往话中有话,意在言象之外。从人际情感传播方面看,人情有“真情”和“伪情”之分。真情源于内在,由“天机”发动,纯而不杂,自然流露。真情融入了独特的内向传播智慧,不寻求外界的认同,是一种“依然故我”的良好状态;“伪情”则盲目外求,靠“智巧”搏利,在人际传播活动中会丧失自我,还会伤害他人。在情感交流活动中,庄子强调要“去伪存真”。进一步,庄子提出了“真人之情”,这是基于真情的一种升华和转换,是察乎盈虚、明乎坦途、悟透死生后的一种达观通透之情。此情臻于道境,是天人合一之情,是“不情之情”,是“道是无情更有情”。今天对"庄子之情"进行现代阐释,无疑具有重大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