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帝王之术”及其政治儒学特质

荀子“帝王之术”意指“圣王”主导的按照蕴涵权力与利益因素的政治逻辑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和策略。荀子的“帝王之术”奠基于性恶论,关涉复杂的政治生活,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儒学特质。首先,荀子“帝王之术”的主体“圣王”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家”立场,绝非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家形象。其次,荀子“帝王之术”谋求治国能力的提升,强调“圣王”必须具备政治思维,懂得以利害眼光来分析政治生活并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具有根据客观事实准确判断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杀伐决断能力以及高明的领导和掌控能力。最后,荀子的“帝王之术”落脚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圣王”应始终重视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的根本地位,并努力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实现国家富强。荀子“帝王之术”就是依托“圣王”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帝王之业,既体现了荀子政治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儒学。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团结奋斗精神教育的“术”“道”“学”

团结奋斗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校讲深、讲透、讲活团结奋斗精神,要善用教学方法,讲活团结奋斗精神之术;要聚焦理论魅力,讲透团结奋斗精神之道;要融合多学科知识,讲深团结奋斗精神之学。

中国第一部课程论论纲《己丑课程》探析

南宋儒学大师吕祖谦编辑的《己丑课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部课程论论纲。该论纲和吕祖谦有关“课程”一词的其他论述,使得吕祖谦的课程概念与朱熹相比更为立体、丰满。学习研究吕祖谦的课程思想有助于当今学术界对有关本土化课程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己丑课程》为个案文本,发现强调“整暇”课程编辑技术的吕祖谦课程内容选择遵循如下四个原则:经主史辅的儒家化修身框架;“实”理“实”用的师述化“儒效”(任务)清单;循序渐进的纲领性学习指南;“整”“暇”兼备的技术化编排风格。

论齐之霸业及其农商并重国策之文化影响意义——《管子》之《四时》《轻重己》《玄宫》三篇申论发微

太公封齐,立工商富强之策,齐为大国。后管仲辅桓公立四民,以士农为首,倡寓兵于农之重农国策,于是农商并重成为齐之国策,是亦成为齐霸业根基。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犹农、工、商、虞并重,所谓农出食,工作事,商通三宝,虞出财,此殆春秋前社会生计状况。农之本位地位,并不如后来那样被格外强调;商可致富发达之性质,亦不如经战国始被人充分认识。商鞅变法,为抟民于农战,倡重本抑末之策,贬抑打击工商不遗余力,秦统一端有赖于此,于是重本抑末之策继遵行于汉。若以《管子》之《四时》《轻重己》《玄宫》及《五行》入手,并结合《侈靡》《轻重》等相关记载,犹可考见齐霸业与农商并重之关系,从而揭示春秋迄战国秦汉的农工商经济地位变化大势。《玄宫》《轻重己》中崇玄尚黑作为齐之地理崇拜观念,在其政教思想上具有相当影响,至其假玄宫、玄帝之名发九会诸侯之令,尤可考见其与齐霸业之联系,亦可借以提示齐文化发展上罕被注意的一个特征。

课程思政的“道”与“术”

深入理解“立德树人”基本任务中的三个关键要素——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建设、教师角色,是理解课程思政“道”与“术”的基础。其中,思政课程是实施“立德树人”任务的核心课程;课程思政建设是实现该任务的关键步骤;教师是成功开展课程思政的主力军。这三个要素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各有重要性,并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共同完成“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任务。为了推动课程思政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在理论上理解这三个关键的关系和大思政课的实质,还需要教师追求育人之“道”,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教学之“术”。课程思政的“道”与“术”不仅是建立新时代大思政课框架的必经之路,也是对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和意识的必然要求。只有掌握了课程思政的“道”与“术”,才能真正理解并掌握教书育人的“道”与“术”;只有“道术相济”才能系统培养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后继人才。

论孙子的“愚兵之术”

“愚兵之术”是孙子治军思想的重要内容,但学界对此有不少分歧。孙子确有“愚兵之术”的讨论。“愚兵之术”与孙子“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总体思想完全吻合,也与孙子重视“出其不意”的战法以及高度重视用间思想保持一致,是一种常见而且必要的治军之术和用兵之法。

设计有道——城市设计作为一种“术”

从"术"的角度,探讨了城市设计进入我国30余载以来,从鲜为人知到趋之若鹜,在改革开放伊始的翻天覆地的城市建设中,所起到的无可比拟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历史巨变的过程中,城市设计获得的成功,承负的失败,各有什么原因。如何正确认识城市设计以及它的作用,需要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可能是不全面的,但汇聚得多了便会立体而丰满。城市设计若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如何获得设计之道。本文从学术、技术、艺术、医术等几个角度来思考城市设计如何得道。

“教之术”到“教育学”演变论

从16世纪9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家和教育(学)家提出了作为驱民术的教之术、指向有别的哲学教育学、立于高等学术的实践教育学、以试验求功利的科学教育学等创造性命题。这些命题,围绕着教育与统治、教育与财富、教育与文化、教育与人性四个轴心,以多种方式自主辩护和相互关联,形成了复杂多变、隐而不彰的教育学图景,建立了兼具实践反思和知识导向功能的教育学文化场域,显示了教育学发源及其知识增长的外源因素与内源因素之间的冲突-创生关系。

法家的“无为而治”与“君人南面之术”

韩非继承和发挥老子的道论与辩证法思想,不仅把"无为"与"有为"有机地结合起耒,从理论上发展了老子的"无为"之说,而且还为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人南面之术"奠定了哲学基础,从而完成了由道家"无为"之说向法家"无为"之说的创造性转换。

韩非师从荀卿考论——兼及荀、韩思想之“异”与“同”

韩非师从荀卿的经历是其生平事迹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根据《史记》之《老子韩非列传》和《李斯列传》,以及《荀子》《韩非子》等材料,对韩非早年求学荀卿的经历作了考论:时间在前255至前247(荀卿重返楚任兰陵令)年间,地点即在楚之兰陵;其所学内容更多是有关"帝王之术"的内容。荀子的儒家学说对韩非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二者思想在这一点上又体现出了内在的一致性。在目前研究者更多看到荀、韩思想之不同、更多强调二者的对立性时,这种一致性更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司马迁商业经济思想探讨

"欲利"是商业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社会分工是商业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司马迁商业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即商业的社会经济职能及发展商业的政策主张、商业经营者的基本素质及管理、商业经营者的致富诀窍等。

“诗书礼乐”与“强国之术”——在早期秦文化进程中透视《秦风·蒹葭》

秦穆公自诩之“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表征了其在位中后期秦国于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秦国因此可以跟东方传统礼乐国家平等对待。穆公之后,秦国疾速衰落,东方诸侯再一次像秦始国之时那样,视秦为夷翟。经历长期衰弱不振,秦人终于放弃“诗书礼乐”,重新专心追逐“强国之术”。《蒹葭》是上述政治和文化战略转折关头的作品,代表了秦人面临“诗书礼乐”和“强国之术”重大抉择时的迷茫、忧伤和思索。

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汉魏时期道教的兴盛

自东汉中期"贱杀女子"等残害妇女的现象大肆泛滥,造成东汉中后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性比例失调问题以来,以于吉、宫崇、襄楷等人为代表的"太平道",试图利用包含有"兴国广嗣之术"的《太平清领书》去挽救东汉政权的颓势;然而,东汉统治者不但没有正视这些民间知识阶层的政治诉求,反而将《太平清领书》视为妖妄之书,并束之高阁;以后,该书的内容颇为张角所用,不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而且也开启了汉晋时期道教的建立和以"兴国广嗣之术"为主旨的道教由民间信仰逐步走向国教的发展历程。

齐俗尚“悍”新议

齐国自周初建国直至战国,是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先秦齐人天性劲勇、喜战、乐斗,齐国君民既是尚"悍"特性的继承者,又是尚"悍"民俗的提倡者、培植者和典型的示范者。齐国民俗尚"悍",有其政治、军事、时代之背景及其特殊表现,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资料中都可以窥见齐地民俗之"悍"所呈现出的勇敢和智慧之精神。

闻香识人:宋人对进口香药的利用与他者想象

香药是宋代进口商品之大宗,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进口商品在宋代社会的意义以及人们对域外世界的了解程度。一方面宋廷通过对香药的专属消费和禁榷,将其变成统治者的驭人工具:宋廷通过贵重香药的礼物馈赠来笼络臣属,也通过香药专卖和榷场规制对商人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实施控制。这一事实表明,宋代进口商品已经不再是皇宫贵族把玩的"珍奇异物"而是统治者掌控的重要物资,利用它对内可以控制文化精英和财富强者,对外可以遏制敌对政体。另一方面,宋人对其香药等进口品的消费并非"日用而不知",附着于进口商品之上的域外自然人文信息被宋人认知、理解、想象,构成了宋人的一般知识。总体来看,宋人的域外知识在不断增长,更加趋于客观和科学,但仍然有相当多的想象成分。诸如"龙涎""女儿国"之类的想象之所以长期流行,并非缺乏矫正的海外信息,而是这些信息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

苏洵与“纵横”

苏洵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颇为特殊 ,不但功名最薄 ,官阶最低 ,传世文章最少 ,而且杂糅纵横之学 ,取法纵横之术 ,挥洒纵横之文 ,带有鲜明的“纵横”烙印。苏洵文章之所以独树一帜 ,就因为特色鲜明 ,自成一格 。

哲学视域中黄老道家的理政之术

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以其基于自觉的天人无隔的整体大宇宙意识下的强烈家国天下之情怀,创造性地成功诠释、转化了老子的“自然无为”理念,推出了高标自然而然的终极最高价值的“无为”、“贵因”的理政之术。“无为”昭示了治世理政上的“不干涉主义”;“贵因”则倡言君王遥契道而包容所有人,涵纳其一切个性,真切看重并善于因顺和凭借臣下及众民的智慧、才能和力量,以圆满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由此昭示出黄老道家既不同于老子“自然的理想主义”、又不同于正统儒家“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可贵理性、现实性品格,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与意义。

李白与唐代的干谒之风

李白与唐代的干谒之风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干谒之风，古已有之，但以唐代为盛。何也？因唐代人仕的门径有三种：一种是科举，一种是门荫，一种是流外入流。除了门萌是受先人荫庇而得官外，就连科举也得进行干谒才有中举之可能。因此，唐代举子特盛于干谒行卷...

共道论——中国传统思想价值的世界解读

为确保世界和平发展,避免共同毁灭,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唯一选择就是融合、合作、共享、共进。而彼此间价值观的差异却从最渊深处制约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因此,如何直面东西方文化差异,从价值观层面进行深度交流,找到"最大公约数",扩大"共同感",就成为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也是一项浩繁而巨大的工程。中国有足够的价值观自信。高禀赋的传统文化资源,其中富含对人类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为求化育,萃取精华,注入新意,作为东西方价值观交流之主旨,可谓浩繁工程的万端之首。本文即在分析时代对价值观需求迫切性基础上,提出了四个思想潜力巨大传统思想,阐释其诸端可与西方"共道"之精义,挖掘其时代价值,彰明前路,陈清利害,并提出四项施策,以期东西方相向而行,共融共进。

法家的法治合理论

法家的法治合理论徐进法家主张“缘法而治”￣①，这既是创举，也是挑战。在战国以前，不管是天子还是请侯，他们治国、治天下通行的是禹汤文武之道。尽管禹汤去古已远，文武周公的治国之术却广为人知，成为人们长期使用并认为有效的治国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