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中媒体对底层群体的社会政治心理影响研究——基于“乌坎事件”的实地调研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且呈现出参与主体的底层特质。由于媒介化社会的到来,媒体不可避免地介入到群体性事件当中并对民众产生影响,而考察其在群体性事件中对底层民众产生的心理影响才是把握群体性事件的"要害",其中影响社群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更应是瞩目的焦点。本文以"乌坎事件"事发地的相关当事人为实证调研对象,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底层群体在进行"权利维护"和"权利抗争"中,媒体起到了示范和启蒙的作用,大众传媒亦应在稳定和重塑底层民众社会政治心理方面担当重要角色。

群体性抗争事件中的政策设计与社会建构——以乌坎事件的处理过程为例

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现有研究主要从资源动员、政治结构与机会、策略框架等角度研究抗争的过程、结果及影响。对于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在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却鲜有研究,本文以相关政策文本为基础,分析政府处理群体性抗争事件政策的基本特征,解释其政策设计的基本逻辑,并结合乌坎事件对其进行验证性分析。研究发现:政策目标、目标人群建构、规则框架、政策工具设计、执行机构等政策要素的设计过程中,都存在明显的有效性内在假设。一旦部分假设条件不成立,就易出现"政策失灵"现象,乌坎事件平息前的处理过程恰好验证了这样的分析框架。最后,提出政策设计应该区分不同事件中抗争主体的方案完整度、组织化程度、冲突程度、信息可达程度、抗争对象的态度反应等因素,实行基于过程的动态管理。同时,在差异化的具体情境中,重视社会建构的政策设计要素,适当采用开放互动式的政策设计模式,吸纳抗争主体参与政策设计,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以及决策参与权。

乌坎事件传播行动者的社会网络分析

群体性事件背后的信息传播者、组织行动者之间结成什么样的社会网络关系?基于广东乌坎事件中98个节点的社会网络数据集,本研究结合实地调研,采取网络科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呈现乌坎事件中核心的传播者群像,揭示其内在的关系结构。采用"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三种测量方法,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节点,同时用K壳分解法侦测发现42个节点的核心群组。乌坎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全世界关注,并最终得以妥善解决,与这样一个传播者群体有密切关系,这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者探索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的内在传播机制有一定启发价值。

媒介与抗争行动的互构:对乌坎事件的再分析

乌坎事件因媒介使用产生广泛影响,现有研究较多从媒介工具效用角度分析媒介在乌坎事件中的问题界定、动员、框架化等作用,而不去追问村民为何使用媒介、为何改变原本有效的媒介策略等关乎媒介使用的根本问题。互联网时代媒介与抗争行动之间形成复杂的互构形态,呈现出媒介多样性与媒介制度、行动者与媒介、媒介管控与突破、公众的态度四个维度,显示出集体行为中媒介作为一种动力机制的可能。这为重新反思媒介角色带来了新的理论指向。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网络舆情演化研究

广东"乌坎事件"给全国各地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被认为具有重大标本意义。网络作为舆论的重要载体,在"乌坎事件"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乌坎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舆情的生成-集聚-热议-消亡。这个过程表现为:"刺激性信息"导致热点议题形成,信息控制导致网络舆情进入潜伏期;网民与政府意见对立,舆情持续高涨;政府转变态度积极响应,舆情达到有序;新的信息输入导致舆情达到新的有序,舆情在波动中渐趋平稳。通过对新浪微博中有关"乌坎事件"的原创微博以及国内媒体对于该事件的报道情况的分析,能理清该事件网络舆情形成、演变过程的脉落,勾勒出网络舆情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轨迹。

行政应急管理的规制与基层治理的实现——反思乌坎事件

反观乌坎事件可以发现,行政应急管理虽暂时平息了乌坎事件,化解了因乡村社会内部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但同时行政应急管理也为彻底解决乌坎问题增添了新的障碍。高位推动的处理方式消解了地方政府的权威;"闹大"的预期结果强化了民众超越乡村社会进行维权的路径和方法;"政府允诺"放大了民众对解决具体问题的期待和想象。这也表明具体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常规化的基层治理模式,乌坎事件的有效处理,需要在外力推动下,重塑常规基层治理的可能性,营造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乡村社会秩序的生成,"必须再造中间层",即重新充实乡村基层政权,有效整合乡村社会内生资源并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需要加强基层政权的治理能力,尽量避免采取"高位推动"的方式解决村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该从制度上加强对基层政权行为的规范化,以便形成新的村级自治结构和社会基础。

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广东“乌坎事件”启示

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广东"乌坎事件",随着乌坎村新一届村委会经选举产生而告一段落。在这一事件演变过程中,政府处置的不同策略、方式及其带来的不同结果,给群体性事件处置提供了如下启示:一是理性看待"稳定压倒一切";二是坚决摒弃"敌对思维";三是切实维护"公法权益";四是着力畅通"诉求渠道"。

广东“乌坎事件”深层次分析与对策研究

乌坎事件最后以一种较为开明的方式得到解决,没有酿成更大更激烈的冲突,为我们在新时期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与经验。因此,对此事件作一些必要的分析,对于未来解决此类社会矛盾,会有启示性作用。解决此类事件暴露出的深层问题,要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强化村民自治;建立健全农村自治组织各项规章制度。

维稳形势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广东“乌坎事件”的启示

乌坎事件从爆发、激化到出现转机、最终化解,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保证基层组织运行机制更加规范;必须加强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创新,使其社会管理水平与经济发展同步而行;必须提高基层政权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敢于面对并依法、理性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必须直面矛盾并正视民众的合理诉求,在法治的框架下求解方为问题解决之根本。

广东乌坎事件的启示

我国正在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多年累积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已经开始逐步凸显出来,去年在广东连续发生的多起影响深远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给我们社会管理敲响了警钟,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反思总结,通过剖析乌坎事件,增强社会管理改革的紧迫性。

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引导机制探析——以“乌坎事件”在“强国论坛”中的讨论为例

在网络平台中,网民对信息的关注和意见表达形成了多元的议题和多种声音,不同的信息流和意见流由此产生。而由于网络环境不同于传统环境的特点,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也显得愈发重要。本文选取"乌坎事件"在"强国论坛"中的讨论为研究切入点,试图分析该事件在主流网络媒体中的呈现特征,分析网络舆论的形成与引导机制。并以此为例,讨论主流媒体如何更好地引导网络舆论,使之朝着更加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等。

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治理失灵及其对策——基于“乌坎事件”典型案例分析

法学界主要从群体性纠纷解决、行政法治和宪法公民权三种研究视角,就如何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出对策建议。基于"乌坎事件"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表明,权力运行监督的法律失效、维护权益救济的法律失灵、法律维稳的工具主义是导致目前法律治理群体性事件失灵的主要原因,应从树立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思维、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出台可操作性的现场处置法律规程三个方面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国外新媒体视角中的中国政府形象探析——以BBC报道乌坎事件为例

国外新媒体对我国政府形象的正确认知与我国综合国力不成正比。以英国广播电台对乌坎事件的网络报道为样本,基于接受理论分析报道体现的中国政府形象的正解、误读及成因,提出了基于报道改善中国政府形象的思考:政府以人为本,重视民众的合理诉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增强自身责任意识,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政府联合媒体,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资源,展示当代中国人民的"微生活"。

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探析——以乌坎事件为例

弱势群体在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相对缺乏的环境之下,需要一个公平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以便其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进而实现权利的维护,而我国现存的制度化渠道常常并不为广大弱势群体接受或者使用。弱势群体常常偏好于采用非理性手段,使得该群体的利益表达方式出现暴力化倾向。为了实现该群体利益的有效表达与维护,国家在不断完善现存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同时,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新媒体的作用,使得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由原子化状态走向组织化,用理性、和平的方式在法的空间内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与维护。

我国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其出路分析——以乌坎事件为切入点

"乌坎事件"中反射出中国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有:乡村集体行动动力不足而引起公共物品缺乏,村两委为获得资源和权力博弈会损害村民的利益,制度不平衡导致对乡村权力监督不到位以及村治中家族政治的异化等。解决困境的出路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建构多元化治理主体,累计社会资本;加强村两委对话协商,扩大民主参与;控制和引导行动预期,使制度运转起来;培养共同体思想,维护村民集体公益。

依法行政、执法为民是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本质要求——对广东乌坎事件的反思

乌坎事件的发生反映了我国某些地方基层农民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基层治理方面的制度缺陷。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乌坎事件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措施,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在依法治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认真反思和总结乌坎事件,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从制度上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具有典型意义。

论农村群体性事件和基层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创新——基于广东省乌坎事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一直呈频发和上升态势,成为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突出问题。广东省乌坎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关注,也凸显出了基层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存在着不足。笔者结合乌坎事件,对基层政府公共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提出应从创新利益分享机制、创新利益表达机制、创新官员监督机制、创新预警机制等四个方面着手,以进一步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有效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乌坎事件中的村民组织及其功能探析

“组织”起来的理性是乌坎事件中的突出特征。回顾乌坎事件中的村民组织及其良性功能的实现过程,可以发现,从热血青年团到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再到新的村支两委,村民组织实现了从抗争者向秩序维护者、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角色转换,达成与政府的和解及政社关系的重构。然而组织并不必然理性,对乌坎事件的分析表明传统非体制精英的介入、组织的包容性和社会合法性、政府的应对态度等是发挥村民组织良性功能的重要条件。

从乌坎事件看法律对权力制约的不足与对策思考

权力的滥用导致腐败,可能引发群体事件。乌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件。本文运用案例分析与理论剖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法律对权力制约在立法和监督方面的不足,得出结论,须从立法和执法等几方面来完善我国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

宗教力在乌坎事件中的作用分析

乌坎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对其解读也呈现出一种多学科性与多视角性的特点。无论媒体抑或学界大都聚焦于乌坎事件所关涉的世俗层面,进而,从政治经济学、法学、人权等维度进行解读与剖析。然而,这些论述却忽视了宗教力在乌坎事件中所扮演的作用。有着400余年历史且深受民间信仰影响的乌坎村为一种宗教性与世俗性的混融态所型塑。在乌坎的宗教信仰体系与日常生活中,真修仙翁与打圣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在地意义性。平日里作为护佑个人与村庄福、寿、禄与平安的真修仙翁与打圣杯,在乌坎事件中行演着融聚力、护佑性与和谐力之作用。而宗教力在乌坎事件中所扮演的特殊作用不仅能够使我们深入到文化的本相去理解事件本身极其复杂的面向,同时,也从宗教层面丰富了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