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叶以前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述评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的时候,一些外国人则以探险队或私人旅行或考古调查的名义到中国进行考古活动。早在1860年前后,英国人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馆长安得逊(John·Andersson)就曾经到云南采集了许多磨制石器,内有石斧及石锛等,为各种不同的岩石所制成。这些发现就录在他的行纪中。其后至1898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E.H.Giglioti)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也讲到他在中国采集的石器,包括在福州所采的玉斧和延安所采的长方形有孔石刀。在本世纪以前,其他的一些外国传教士或旅行家,也发现过一些零星的石器,如科林(S.Couling)在山东,布朗(J.C.Brown)在云南,贝勃(E.C.Baber)在四川。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我国西南民族的调查研究

鸟居龙藏博士(1870—1953)是奠定和发展日本民族学的先觉者。他的一生,对以日本为中心的周边诸民族的民族学调查研究,作了极为重要的工作。1902年至1903年,他曾到我国西南地区调查,至今已有90年。为了显扬鸟居龙藏的业绩,日本学者开展了一系列的共同研究工作。笔者应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邀请为外来研究员,有机会参加了一些共同研究活动,现将鸟居博士的有关情况作简要介绍。

鸟居龙藏眼中的高山族

去年11月,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寄来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大型影集。影集的封面上赫然印着:《鸟居龙藏眼中的台湾原住民——跨越世纪的影像》标题。这本影集共160页。

川苗刺绣图案与铜鼓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以四川苗族的刺绣为主,川苗刺绣中则又以十字挑花服饰为重点。由于刺绣图案与铜鼓纹饰间的密切关系,不独四川苗族如此,因此在讨论中也引用了贵州、云南等地的有关资料。 刺绣与铜鼓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却是极为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