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流变探析

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是女性主义与乌托邦思想结合的产物。中国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有自己的起源和流变,并呈现出与西方女性主义乌托邦不同的特质。探析其流变及特质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叙事对比研究——以《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为例

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是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探索,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理想社会的美好面,反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乌托邦式”理想社会实现后的黑暗面。《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作为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分析两部作品的叙事特点可以窥探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特点。本文从想象的运用、时空构建、人物塑造的角度分析二者叙事上的异同,进一步讨论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在叙事方法上的传承与发展。

乌托邦文学与反乌托邦文学渊源之比较

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是两种关系紧密的文学体裁,它们描写的都是秩序井然的社会,但乌托邦小说的作者是以热情的口吻,叙述对乌托邦的向往;而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则以冷漠的态度,表达对乌托邦的怀疑。本文通过对两种文学体裁产生和发展的渊源的比较,揭示了两种文学体裁内在的关系。

乌托邦文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演变原因探究

乌托邦文学与反面乌托邦文学的演变都与乌托邦思想中两层固有矛盾的作用息息相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使两种文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具特色。20世纪,当人们实践乌托邦理想受挫,个人利益取代社会整体利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乌托邦文学由于批判现实的功能弱化逐渐丧失了魅力,而反面乌托邦文学则顺应了矛盾发展的趋势,迎来了全面兴盛。

反乌托邦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价值取向

20世纪初西方学界兴起的"反乌托邦"文学,是对人类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乌托邦梦想的解构、颠覆与重构。"反乌托邦文学"阐述了对乌托邦理想的质疑与批判,但它反对、批判的对象却不是"乌托邦",而是随着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异化的科学至上、极权主义以及当时的极权政治,由此突显出其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反乌托邦文学中的反科学至上、反极权主义和反极权政治的特征,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相通。

从天堂到地狱——论乌托邦文学在英国的发展与嬗变

乌托邦文学是一种描绘理想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的文学。像其他国家的类似范畴文学一样,英国的乌托邦文学经历了乌托邦、讽刺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其艺术手法也经历了写实、反讽和讽喻的演变。这种发展和嬗变不但丰富了乌托邦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而且也为揭示社会的变迁及其在人类心灵上的折光提供了形象的说明。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的乌托邦文学现象解读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两部小说跨越了时与空的界限,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本文从乌托邦文学角度阐述二者的契合与相异之处。契合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到海外游历的奇异的经历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二者均属乌托邦文学。而两位作者的经历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造成两部作品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西方乌托邦文学的发展与变异

乌托邦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补充和参照， 在西方文学中， 乌托邦文学运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 勾勒出一个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世界， 以此表现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到了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 乌托邦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对未来世界的可怕幻想代替了美好的理想； 悲观、失望的情绪代替了过去的乐观、自信。这种“反乌托邦”文学是乌托邦文学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反观现实，

作为“社会梦想”的乌托邦文学——以美国乌托邦文学为例

乌托邦文学的本质是"社会梦想",是政治与文学血亲关系的典型体现。美国乌托邦文学起步相对较晚,经历了19世纪末乌托邦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和20世纪后半叶的再度勃发,其中女性主义乌托邦、生态乌托邦以及伊托邦等亚文类也应运而生。作为"社会梦想"的乌托邦文学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催生了许多乌托邦公社或组织。乌托邦文学兼具批判社会现实的解构精神和设想理想社会的建构力量,体现了文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大"介入"作用。

西方乌托邦文学溯源之柏拉图对话录

柏拉图是西方乌托邦思想与文学的源头之一,其对话录《理想国》、《克里底亚斯》和《法律篇》共同建构起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理论和乌托邦话语体系。这一理论与话语体系以理念论为基础,指向物质世界的政治关怀。在无意识的神话思维引导下,柏拉图的城邦乌托邦母题主要从时间性和空间性两个层面深远地影响了后世西方乌托邦文学。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类型、源流与文化心理考察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充满焦虑也满怀期待,由此催生了此一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兴盛。乌托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现象,它有中西两种源头,可分为社会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唯情主义乌托邦等多种类型。乌托邦文学反映着传统的衰微和文化传递方式的变化,代表着一种中国人在西方这一现代欲望介体的引导下自我变革的要求。现代中国人开始普遍相信人的本质就是能选择如何生活,社会通过人们真诚的信仰和为之献身的真正理想就可加以改变,这使他们由传统的"信命论"者转向了现代的"抗命论"和"造命论"者。

简论16世纪以来的英国乌托邦文学

16世纪以来的英国乌托邦文学在作家的广泛性、作品的多样性、种类的完备性、历程的完整性诸方面表现出其他民族难以媲美的特点。对其进行深入、全面的个案式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通过对这一个案研究,可以重新检讨20世纪的某些文学理论主张。其次,这些乌托邦小说文本与英国的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是我们深入了解英国文化的重要渠道。第三,可由此研究达致对英国文学史的重新审视。这种个案研究或许可让我们对整个外国文学史进行由点到面的整体性反思提供某种启示。

人与非人:反乌托邦文学互视结构中的自我存在

权力、个体、群体构成了反乌托邦文学内部的多重互视关系。权力以物理空间的分散形式及其驯化功能,保障了自身“不可视”与个体的绝对服从。人丧失对身体的参与感成为被剥离主体性的“非人”,并在群体的询唤下以“主动被看”的姿态迎合权力,沦为主宰者意志的传声筒与领袖力量的供给者。极权社会中留存极少数保有个体意识的反抗者因强烈的异己感,察觉并排斥权力的监视,企图夺回掌控权,抵抗权力的规训,确立“我”之存在。

科技伦理视域下的反乌托邦文学初探

本论文以当代西方哲学家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等相关理论为参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美丽新世界》(1932)、《1984》(1949)、《使女的故事》(1985)、《记忆传授人》(1993)等四部反乌托邦题材的经典英语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探究小说中所反映的科学技术遭到滥用将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小说对人类未来的警醒和启示,并力图透过反乌托邦小说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

“乌托邦文学”溯源与流变

西方有许多作家借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或者自己的想象去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并致力于将其转化为人类的现实.这种愿景被后人称之为--“乌托邦”,“乌托邦文学”也随之而生.以埃里斯托芬的《鸟》,拉伯雷的《巨人传》和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为对象,在梳理西方“乌托邦文学”源头活水的同时,进而勘察《外国文学史》教材中蕴含的“乌托邦文学”线索,以及“乌托邦精神”的社会意义与文化符码.

反乌托邦文学——对近代理性主义的质疑

乌托邦文学与理性主义哲学关系十分密切,对理性世界的追求是乌托邦文学的主题。由于近代理性主义走向极端,而兴起了反乌托邦文学,它是对以科学、理性为基石的乌托邦的质疑,人类试图借助理性与科技走向绝对超越的"乌托邦",但结果却沦为理性的奴隶,近代理性对"绝对"的追求必然导致混乱和毁灭。然而,反乌托邦文学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并不是对理性主义的全盘否定和反叛,只是在批判前人基础上不断推进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的过程。据此,反乌托邦文学的盛行可以说是对于新理性哲学的呼唤,预示着理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乌托邦文学的三个维度:从乌托邦、恶托邦到伊托邦(笔谈)

人类思想史、文学史上有一个挥之不去、萦绕不休的乌托邦情结。从西方文学的两大渊源“二希”文化(如古代希伯来文化中的先知文学和古希腊爱琴海文化中哲人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如先秦文学、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桃花源记》),都可以看到“乌托邦”文学现象及其特征。20世纪西方乌托邦文学传统出现重大变异,产生了以乔治.奥维尔《1984年》为代表的“恶托邦”文学。随着电子传媒时代的来临和赛博空间的生成,“伊托邦”日益成为理论关注和文学研究的新维度。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必然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引发新的思考。为此,我们组织了这次专题性的笔谈,以抛砖引玉,引发对此题旨感兴趣的海内外方家的关注和指教。

20世纪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发展轨迹探析——以《我们》、《切文古尔镇》、《夜猎》为例

反乌托邦文学作为对乌托邦幻想的反驳,实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警示和批判意图。20世纪是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大发展时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反乌托邦文学作品,其中《我们》、《切文古尔镇》和《夜猎》三部作品为我们演绎了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的发展演变轨迹。

中西方早期乌托邦文学研究

中西方早期乌托邦文学都起源于各自的古代神话传说,都有着一种怀旧情结,是古代人民为了逃避艰苦的现实生活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同的是,西方的乌托邦文学是以史诗或戏剧的形式出现,它重智慧、理性,重逻辑与完整性;我国的以诗歌或散文的形式出现,重道德论理,重形象而不讲究逻辑性与完整性。通过比较,说明我国乌托邦文学与西方的一样具有传统性,一样的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