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诺齐克“乌托邦框架论证”的双重审视

为了向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证明最低限度国家是值得欲求的,诺齐克提出了对它的“乌托邦框架论证”。这一论证并非建立在自由至上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之上,而是为最低限度国家提供的独立论证。但诺齐克忽视的是,恰恰由于他过分依赖自由至上主义阐释乌托邦框架理论,从而导致其所谓的最低限度国家无法承担乌托邦框架的职能。本文将从理论论证和实际运行两个层面审视“乌托邦框架论证”的失败。在理论层面上,最低限度国家既不符合乌托邦框架的中立性条件,也未被证明是实现乌托邦框架职能的最佳方式和唯一方式。在实际运行中,最低限度国家无法解决后代教育、政治忠诚、资源匮乏等现实难题,从而无法保证其作为乌托邦框架会比其他制度结构更有优势。

诺齐克最小国家观的理论价值

诺齐克的最小国家是个体权利取向的,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他建立了一个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左派的国家观和功利主义的国家观提出了挑战;与社群主义者之间关于国家职能范围的争论对社会主义国家界定国家职能范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乌托邦设想意在肯定多元价值和促使多元社会的产生。

政府限度与国家权威

主要论证“有限的政府,绝对的国家”这一观点。首先,从政府为恶可能性的原因来分析政府限度的必要性;接着,从“国家乌托邦框架”的视角来理解国家权威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并从自然法传统来论证这一视角的合理性;最后,界分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从职位和机构的权威来体现国家权威,界定政府权责和边界,既强化市场型的强政府模式,又强调维护国家权威的时代意义和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