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两种城邦人口思想

古希腊城邦崇尚独特的有限人口论,这种以少为美的人口思想,与同样植根于城邦语境的理想国学说融合为一种思想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身为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多沿用该范式,构筑小国寡民的城邦蓝图。但与此同时,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却背离了该范式,歌颂本邦人口的增长。究其因,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缺乏城邦公民的政治实践,其对小国寡民的坚守,出自学术传承和高尚空想;而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多参与城邦政治,目睹了列国纷争、大国入侵的危局,理解人口有限是制约城邦国力的现实因素。故而,继承有限人口论,体现了一类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城邦人口思想的固守;挑战有限人口论,亦反映出另一类人文主义者为应对时势而做出的思想拓新:二者对于重新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观念,均具有深刻意义。

英国的自由与权利学说及其争论:从平等派到宪章派(1640-1840年代)

从1640至1840年代,英国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为三种自由观念展开辩论和斗争:免于过分的政府压迫的个人权利,积极参与构建向人民负责的政府的政治活动的权利,以及期待国家帮助穷人免于经济压迫的权利。最早的斗争是为了保障个人财产、个人的宗教自由和表达自由,以及以强力抵制暴政的权利,约翰.洛克和17世纪的辉格党激进派从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了这场斗争,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第二场斗争旨在赋予所有男女选举立法机构成员的权利,以使政府向人民负责。从理论上说,这场斗争在19世纪初取得了成功,但在实践中直到一个多世纪之后才最终实现。让穷人免受贫困和经济压迫的斗争在理论上的争论要激烈得多,尤其是在工业革命的头几十年中。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虽然提出了最激进的理念,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克服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经济压迫。只有在经历一系列的变迁之后,大部分英国工人直到20世纪后期才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