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斯藏”“海崙”——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再语境化一例

近十年以来,文献记载中的“海崙”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通过各种著录可知多件五十三参图、十八尊者像等作品具其款印,并从不同角度关联到“乌斯藏”。进一步拓宽视野,可检出海内外收藏的多件传世品亦据署款或题签而系于其名下,从而形成多维度的图文证据群,使得反思明清以来的既有认识成为可能。同时,澄清历史原貌的尝试也有助于思考特定地域和文化语境中的内地人群对于西藏文化的误读和借用。

拉萨:万里乌斯藏

西藏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大多数读者朋友对于西藏的认知有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雪域高原下纵深着的远古洪荒;记录着迭代风景的雄伟的布达拉宫;冰川、雪山与鲜艳的格桑花勾勒出的西藏画面。然而,西藏并不局限于此,它有凌厉有磅,有舒缓有张扬,有情更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本期我们来到西藏拉萨,一座海拔3650米的高原古城。

王夫之的——历史地理思想

一、论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王夫之认为中国的自然地理形势影响了中国和中国以外民族的不同气质。王夫之这样描述中国的地理疆界:“中国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山,南穷炎海,自合浦而北至于碣石,皆海之所环也。”王夫之对中国北、南、东三面疆域的描述大体符合当时中国疆域的三边界限,而认为西北界限在河湟,是因为王夫之的“中国”概念是指民族居住的地区,他排除了今天西藏、新疆广大民族地区,这一点是十分狭隘的。因为汉朝已在今天新疆设西域都护府。

帕木竹巴政权与明王朝的关系——帕木竹巴政权研究之四

1354年帕木竹巴政权建立,1368年元朝就被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推翻,因此,帕木竹巴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与明王朝的关系。有明一代,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友好、密切关系继续保持着,这一时期也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然而,对这一时期双方关系的研究并不深入。正是由于不深入,

回族词人李若虚的咏藏词

近代名士姚莹在《康纪行》中采录过清代马若虚的几首咏藏诗,并说“颇具风格”。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中也附录了马若虚的十余首诗词,但由于马若虚之名不见于经传,查找其人的资料也没有线索,故而只作了些推测。查光绪刊本《杭州府志》卷146《文苑传》卷三,有如下记载:“李若虚,字实夫,钱塘人,官铜仁府正大营巡检,以失囚去官。游蜀中,孙士毅方督川,见其诗激赏。游乌斯藏,距蜀西边方数千里,绳行沙度,穷历荒渺,诗更雄伟苍亮。

释西藏名称

西藏是人人熟悉的地名。西,汉语,表示方位,在祖国的西部;藏是藏语,所指的地理名称,合起来称为西藏。这汉藏合壁的西藏,就是人们所称的世界屋脊藏北高原,藏语称为“羌塘”。西藏在历史上很早就与中原发生关系,唐朝的文成公主进藏,象征着汉藏民族的友谊。但是西藏作为地理名称出现和使用是比较晚的。考西藏一词,清以前诸史籍,概未有所见。因此《西藏志》指出“西藏一隅……明曰乌斯藏,

郑和下西洋有关问题之反思

一、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关于郑和下西洋之目的,《明史》是这记载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照《明史》记载看:其目的就有两个,将寻找建文帝(惠帝)之下落这一目的置于前,在“且”

明洪武二十一年《制诰》评介

《制诰》形成于明代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是四川省档案建设成就展览中明清档案部分的第一件展品,也是迄今四川省最早的档案。它是复印件、彩色照片,原件存德格县档案馆。 《制诰》收集经过和外形特征,德格县档案局何健同志己在《四川档案》1988年一期和《民族》1988年二期作了大体一致的介绍,兹不赘述。特将《制诰》刊录,《民族》刊讹之处,用方括弧【】括住,全文如下:

西藏纳入全国统一政权管辖的历史发展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统一问题是逐步的,阶段性的问题。统一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西藏纳入全国统一政权管辖,成为中国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长期交往、奠定基础和纳入元明清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以及组成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民族大家庭这样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论明代汉藏茶马互市的历史意义

汉藏茶马互市在明代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以差发马制度和朝贡互市制度的出台与完善为标志,明代的茶马互市摆脱了传统互市的框架,展现出空前繁荣的新面貌,扩大了汉藏两族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充分反映了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间的政治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藏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探讨。

《西天佛子源流录》所见“乌斯王逆旨”事件考

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载永乐九年(1411)班丹扎释在乌斯藏修习、参学时,不知何故,“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阐化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由此引发了“乌斯王”的恐慌。“乌斯王”情急之下向正在楚布寺禅修的班丹扎释求救,班丹扎释携“乌斯王”侄等一行前往明廷向明成祖陈情,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文章发掘学界新近公布的《大乘法王传》及《大乘法王致明成祖书信》中的重要信息,结合《贤者喜宴》《明实录》等传世藏汉文史料,考查“乌斯王逆旨”事件的前因后果,认为“乌斯王逆旨”指的是金字使者奉旨在乌斯藏迎请萨迦座主昆泽思巴(大乘法王)时,“乌斯王”意欲阻挠昆泽思巴前往明廷而制造障碍一事;《西天佛子源流录》对班丹扎释化解危机的功劳有所夸大,事实上是大宝法王发挥了主导作用,而班丹扎释作为陪送大宝法王返藏的侍从在此事件中承担了沟通和联络的任务。“乌斯王逆旨”事件的整个过程发生在明廷落实对乌斯藏“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的大背景下,班丹扎释奉大宝法王之意携阐化王侄前往明廷陈情以及随后再次奉命入藏安抚阐化王,皆与明廷派往乌斯藏执行多项任务的主使团随行,他是明廷治藏政策形成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浅谈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

西藏从元朝开始就正式划入中国版图,西藏从此开始接受历代中央政府的管辖。通过对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的形成过程,从中更加清楚看到作为中央政府管辖下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密切联系以及西藏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到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和渗透,以及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

印证历史 国宝说话

前不久,本人有幸在古玩市场购到一枚铜印。品相完美,红铜;直钮(见下图)。印的内容是"灌顶国师阐化王印"采用的是九叠篆文刻法,是目前历料上所能查到的三枚"灌顶国师阐化王印"之一。该三枚印质分别是玉印,铜印和象牙印。

《牙含章文集》编辑手记

2016年是牙含章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郑信哲研究员选编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及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理论研究中心资助的《牙含章文集》适时出版。作为毕业于该所的学生,能够负责此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荣幸至极。

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

藏族传统上将其居住地域分为卫藏、安多和康三大区域。三者既是藏语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区域。本文对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和历史脉络进行了探讨。认为吐蕃时期已形成吐蕃本部及指称东部藏区的■(多麦)和■(朵甘思)两个地理概念。元朝以此为基础,将藏区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并分别设置乌斯藏、脱思麻和朵甘思(■)三个宣慰司进行管理。这导致元后期及元以后藏地"三区"概念逐渐形成。文章认为,元朝在藏区划分三个行政区是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的起点和直接基础。

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派别

西藏,唐代称为吐番,明代称为乌斯藏,意译是“清净中心”,清代才称西藏。西藏居亚洲屋脊,是世界第一高原,高度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藏族人口约370多万,分布在西藏、青海、西康一带。佛教从内地传入藏族地区,始于唐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下嫁带去了佛像和经典,松赞干布造惹摩伽寺(小昭寺)以安奉释迦等身太子像,又建迦刹等十二寺于拉萨四周各要地和许多修定道场从事礼拜,使内地佛教深入藏族地区;

满汉合璧《大金喇嘛法师宝记》译注

斡禄打儿罕囊素天命六年(1621)率领徒众自科尔沁投奔英明汗努尔哈赤于新占领的辽阳城,他是后金和清朝第一位大喇嘛。三个月以后去世,英明汗在辽阳南门外二里建立寺院,专门供奉这位大喇嘛舍利。寺院虽小,住僧、庄园、属民、奴仆具备,是后金和清朝最早敕建的喇嘛寺院。天聪四年(1630)已移都沈阳的聪明汗皇太极遵行先汗遗命,增建西藏式舍利宝塔,竖立满汉合璧碑文记述缘起。这是清朝建立的最早碑文,最早的西藏佛教碑文,还是清代唯一的无圈点满文碑文。

元明清时期的西藏财政

我国汉族和藏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在隋、唐、宋时期就已大量存在着,但以法令、制度等形式直接管理西藏财政,则是在元朝统一西藏以后才开始的。一、元明清时期西藏的财政制度早在13世纪中期,元朝政府下令清查西藏地区的户口,派遣征税官吏,同当地官员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