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威廉·莫里斯的生态美学思想——以《乌有乡消息》为例

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这体现在莫里斯批判资本主义为了赢利的虚假需要而生产,主张为人的真正需要而生产;他主张扼制世界市场体系的无限膨胀,让市场回归属人性质;他塑造了健康漂亮快乐的乌有乡人物,构思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美的服饰、建筑。莫里斯的生态美学思想启示我们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要设定市场边界,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尊重自然规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追求美。

《乌有乡消息》中的批判与建构

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在批判旧有社会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新社会。小说揭露十九世纪的私有制和商业主义信奉利润,疯狂残害劳苦大众以及掠夺大自然,从而推毁人的美貌、健康和灵魂以及大自然的恩赐。莫里斯建构的乌有乡是共产主义社会,信奉人道,由于废除了私有制,自由、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体制使乌有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乌有乡消息》:文化与休闲

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重提生活方式,以此介入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语境。针对社会转型引发的焦虑,莫里斯描绘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休闲。在乌有乡,以慢灵魂为特质的文化生态由平民大众缔造,它的精神内核是劳动与休憩不分彼此,且总有审美趣味贯穿其中。

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中的理想生态城市

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被视为世界近代史上最为出色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小说中的未来伦敦一改往日梦魇之城的形象,成为了一座城乡融合的理想城市,民主自由的生态城市,公平正义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莫里斯对理想城市的想象不仅为乌托邦文学传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自然生态风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构。

《乌有乡消息》在中国的审美译介

《乌有乡消息》是威廉·莫里斯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中国,以鲁迅、田汉、林微音和黄嘉德四个人的译介较显著,但译介内容与思想目的,既有共性也有差异。鲁迅与田汉有着鲜明的革命性,而非以审美愉悦为目的。林微音与黄嘉德既有着审美愉悦的共性,也存在着审美追求和政治思想影响的区别,即林微音的译介与出版有着审美愉悦和倡导唯美主义文艺思想意图,黄嘉德的译介有着审美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因素的影响。该部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革命、文学艺术、政治意识形态和审美教育的发展与变迁。

时代的回响与无根基的幻想——论《乌有乡消息》的意义与缺憾

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中,表现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革命性,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某种契合。但威廉·莫里斯在构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时,又暴露出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的缺点,这使《乌有乡消息》只能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

人类和人性归宿的拯救之路——《乌有乡消息》与《月亮与六便士》之主题分析

《乌有乡消息》和《月亮与六便士》反映了不同时代作家对摆脱人类和人性困境方式的两种不同选择,代表了作者莫里斯和毛姆各自探求人类归宿——人类之归宿和人性之归宿的拯救之路。在人类的归宿上莫里斯选择的是拯救社会而毛姆则是自我拯救;在人性的归宿上,前者寻求的是精神和物质的高层次统一而后者则是精神和物质的超离。然而,《乌有乡消息》和《月亮与六便士》只是探求之路上的两个典型,更好地理解这一主题读者还需要踏上自己探求之路。

从《乌有乡消息》看威廉·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威廉·莫里斯被誉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19世纪末自然环境的恶化与艺术品味的降低令他将关于生态社会的理想凝聚于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之中,展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乌托邦”。在继承罗斯金的生态观与环境观、拉斐尔前派与唯美主义自然观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劳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莫里斯展开了社会主义视野内的生态问题讨论。对自然与美之间必然联系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环境不断恶化的愤慨,令莫里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与劳动生产理论最终促成了莫里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构建。

解读《乌有乡消息》中的河流意象

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在文学批评界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分析小说中的河流意象入手,展现其丰富的文学内涵和精妙的结构设计。河流意象不仅记录了主人公精神和心理发展的轨迹,充当了现实和理想的纽带,更以其流动性以及与人类、历史的重要联系承载了莫里斯凝重的历史感。《乌有乡消息》是莫里斯在对19世纪的工业文明有了深刻的把握和理解后描绘出的一份文化愿景,内中夹杂着他对社会转型的焦虑,也寄托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希冀。

“微音迅逝”的《乌有乡消息》首译本

大革命失败后,进步人士渴望在左翼书籍中找到出路;1930年,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全译本应运而生。林微音的译本看似"忠实",却置换了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并"陌生化"了书名与作者名,间离了读者层累积十年的阅读期待。如此种种翻译策略看似规避国民党当局查禁,实则寄寓了林微音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摩登"的林微音为译本晕染了一抹彼时黄埔滩头消费主义的色彩,使"去左翼化"进一步滑向"庸俗化"。因此,该译本不仅有负20世纪30年代读者以革命文学促成革命政治的期待,亦难以规避查禁。"上下"交困的首译本虽"微音迅逝",但莫里斯所倡导的艺术社会主义却渐成时代强音。

虚幻与真实:《乌有乡》中的第二世界建构

尼尔·盖曼的《乌有乡》是当代都市奇幻小说,在小说中作者创造了两个伦敦。上伦敦是现代都市的真实写照,而下伦敦却是作者虚构的神秘空间。它是现代都市中一切过时的、被遗忘的、淘汰的或忽视的缩影。对比真实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差异,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公民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共有价值观和普遍愿望。

论《乌有乡消息》对“进步”话语的质疑

威廉·莫里斯的不朽作品——《乌有乡消息》自从问世以来就备受文学评论家们的青睐。学术界大多侧重于从美学、文艺学、建筑、艺术、人生观、共产主义社会观等角度剖析该作品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延续了英国小说家对“进步”话语质疑的传统。小说通过运用新旧对比的方法。体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最终实现了对“进步”话语的质疑。《乌有乡消息》对“进步”话语的质疑正是莫里斯深刻人文关怀的真实写照，对中国当今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人与自然的异化走向二者的自由——…《乌有乡消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

文章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入手,阐释莫里斯《? 乌有乡消息》?中蕴含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在《? 乌有乡消息》?中,威廉·莫里斯敏锐地捕捉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劳动乐趣的丧失,导致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共同异化。以异化劳动为切入点,莫里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自然和工人阶级的双重剥削,并通过构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乌有乡,表达了只有通过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自然与社会的解放与自由的思想。

《乌有乡消息》中双重英国性的探究

在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中,故事发生的场景看似是无处可寻的乌托邦,但实际却是伪装后的英国伦敦,小说中的乌托邦就是作者理想中的英国,其中的自然景观和社会形态就是他对英国性的理解和界定。莫里斯小说中体现的英国性继承了19世纪的传统,具有浓重的田园主义色彩。小说中的田园化风格和乡村化进程是乌有乡社会的重要特征,故事中曾经的工业化景观都转变为风光宜人的花园,构建出“花园城市”的意象。其英国性以联谊思想为基础,表达出莫里斯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莫里斯的联谊思想所引申出的对现金联结和劳动异化的控诉,对自由、平等和友爱的追求以及对两性平等的畅想都清晰地呈现在小说中。作为英国19世纪的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立场的作家,莫里斯将英国的乡村景观和联谊思想作为他理想的英国性的构成部分。

乌有乡的客人——解读《来自乌有乡的消息》

《乌有乡》打破了以往乌托邦传统所遵循的封闭逻辑,并非因为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莫里斯从"好客"历史语境中汲取了养料,而是因为《乌有乡》负有不同于其他乌托邦作品的特殊使命——"好客"或"客人"形象只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手段。这一使命就是延续由卡莱尔等人所开创的文化批评语境,并且用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艺术形式来充实这一语境。主人公格斯特作为"客人"行走于新旧两个世界之间,既暗示莫里斯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的焦虑,又暗示他对新社会的憧憬,其间的意蕴不可不察。《乌有乡》呈现的是两种时空、两种文化、两种视角、两种思维模式。格斯特以他特殊的"客人"身份,恰到好处地承担了在这两种时空之间穿针引线的任务。

奇幻小说《乌有乡》对现实的折射

奇幻小说家尼尔·盖曼的早期作品《乌有乡》通过"第二世界"的塑造,折射出我们现实世界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性,以及普通人的心理,从而引发大家对现实有所思考。

美学理论视角下看尼尔·盖曼的《乌有乡》

《乌有乡》是奇幻小说家尼尔﹒盖曼的早期作品。本文从美学理论的视角来分析该小说,剖析出其中蕴涵的虚幻美、生态美和意境美。

最好的与最坏的《乌有乡消息》＋《乌有乡》

“子虚乌有”的意思上学时老师教过，但当学生时只顾着玩，对成语的出处一直不求甚解。恰逢刚刚读过一本外国小说《乌有乡》，又想起原来读过的名著《乌有乡消息》，忽然有点膳，很想搞明白“乌有”到底是啥意思，这才去查。查明了“乌有”的含义，再看看手里这两本书，想一想，干脆把书说一说。

“物”的乌有乡——威廉·莫里斯的“物”思想与19世纪博物馆文化

本文以威廉·莫里斯的个人经历与小说《乌有乡消息》为基础,结合当代博物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莫里斯寄寓在博物馆“物”之上的乌托邦理想,以期揭示其博物馆观中的超前意识。莫里斯“物”思想的形成与其参与、审视、反思19世纪英国博物馆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表现在物人关系的转变、物的伦理性困境与物的生态转向三个层面,而这些层面又可追溯到莫里斯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憎恶与批判。

“乌有乡”情结——拜厄特《孩子们的书》中的田园书写

田园不仅激发了莫里斯的乌托邦理想,也是贯穿拜厄特作品《孩子们的书》始终的重要意象。小说以双重意象的结构方式展现了莫里斯式理想的社会形态,即通过保持城市与花园各自的内在秩序,并以花园的自然活力赋予城市持久性,从而实现二者的结合。这一理想源于对童年、自然、土地的眷恋,对花园社会的憧憬,对美好艺术设计的追求,最终实现'为生活而艺术'。田园书写关注点广泛,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的地位等,成为当代生态批评与生态政治乌托邦研究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