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与自然的异化走向二者的自由——…《乌有乡消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解读

文章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入手,阐释莫里斯《? 乌有乡消息》?中蕴含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在《? 乌有乡消息》?中,威廉·莫里斯敏锐地捕捉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劳动乐趣的丧失,导致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共同异化。以异化劳动为切入点,莫里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自然和工人阶级的双重剥削,并通过构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乌有乡,表达了只有通过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自然与社会的解放与自由的思想。

论威廉·莫里斯的生态美学思想——以《乌有乡消息》为例

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这体现在莫里斯批判资本主义为了赢利的虚假需要而生产,主张为人的真正需要而生产;他主张扼制世界市场体系的无限膨胀,让市场回归属人性质;他塑造了健康漂亮快乐的乌有乡人物,构思了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美的服饰、建筑。莫里斯的生态美学思想启示我们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要设定市场边界,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尊重自然规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追求美。

《乌有乡消息》中的批判与建构

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在批判旧有社会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新社会。小说揭露十九世纪的私有制和商业主义信奉利润,疯狂残害劳苦大众以及掠夺大自然,从而推毁人的美貌、健康和灵魂以及大自然的恩赐。莫里斯建构的乌有乡是共产主义社会,信奉人道,由于废除了私有制,自由、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体制使乌有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乌有乡消息》:文化与休闲

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重提生活方式,以此介入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语境。针对社会转型引发的焦虑,莫里斯描绘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休闲。在乌有乡,以慢灵魂为特质的文化生态由平民大众缔造,它的精神内核是劳动与休憩不分彼此,且总有审美趣味贯穿其中。

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中的理想生态城市

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被视为世界近代史上最为出色的一部乌托邦小说。小说中的未来伦敦一改往日梦魇之城的形象,成为了一座城乡融合的理想城市,民主自由的生态城市,公平正义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莫里斯对理想城市的想象不仅为乌托邦文学传统增添了一道亮丽的自然生态风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构。

《乌有乡消息》在中国的审美译介

《乌有乡消息》是威廉·莫里斯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中国,以鲁迅、田汉、林微音和黄嘉德四个人的译介较显著,但译介内容与思想目的,既有共性也有差异。鲁迅与田汉有着鲜明的革命性,而非以审美愉悦为目的。林微音与黄嘉德既有着审美愉悦的共性,也存在着审美追求和政治思想影响的区别,即林微音的译介与出版有着审美愉悦和倡导唯美主义文艺思想意图,黄嘉德的译介有着审美教育思想和政治思想因素的影响。该部小说在中国的译介,折射出了20世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革命、文学艺术、政治意识形态和审美教育的发展与变迁。

时代的回响与无根基的幻想——论《乌有乡消息》的意义与缺憾

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中,表现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革命性,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某种契合。但威廉·莫里斯在构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时,又暴露出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的缺点,这使《乌有乡消息》只能停留在空想的层面上。

人类和人性归宿的拯救之路——《乌有乡消息》与《月亮与六便士》之主题分析

《乌有乡消息》和《月亮与六便士》反映了不同时代作家对摆脱人类和人性困境方式的两种不同选择,代表了作者莫里斯和毛姆各自探求人类归宿——人类之归宿和人性之归宿的拯救之路。在人类的归宿上莫里斯选择的是拯救社会而毛姆则是自我拯救;在人性的归宿上,前者寻求的是精神和物质的高层次统一而后者则是精神和物质的超离。然而,《乌有乡消息》和《月亮与六便士》只是探求之路上的两个典型,更好地理解这一主题读者还需要踏上自己探求之路。

从《乌有乡消息》看威廉·莫里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威廉·莫里斯被誉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19世纪末自然环境的恶化与艺术品味的降低令他将关于生态社会的理想凝聚于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之中,展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乌托邦”。在继承罗斯金的生态观与环境观、拉斐尔前派与唯美主义自然观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劳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莫里斯展开了社会主义视野内的生态问题讨论。对自然与美之间必然联系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环境不断恶化的愤慨,令莫里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与劳动生产理论最终促成了莫里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构建。

“微音迅逝”的《乌有乡消息》首译本

大革命失败后,进步人士渴望在左翼书籍中找到出路;1930年,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全译本应运而生。林微音的译本看似"忠实",却置换了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并"陌生化"了书名与作者名,间离了读者层累积十年的阅读期待。如此种种翻译策略看似规避国民党当局查禁,实则寄寓了林微音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摩登"的林微音为译本晕染了一抹彼时黄埔滩头消费主义的色彩,使"去左翼化"进一步滑向"庸俗化"。因此,该译本不仅有负20世纪30年代读者以革命文学促成革命政治的期待,亦难以规避查禁。"上下"交困的首译本虽"微音迅逝",但莫里斯所倡导的艺术社会主义却渐成时代强音。

论《乌有乡消息》对“进步”话语的质疑

威廉·莫里斯的不朽作品——《乌有乡消息》自从问世以来就备受文学评论家们的青睐。学术界大多侧重于从美学、文艺学、建筑、艺术、人生观、共产主义社会观等角度剖析该作品的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延续了英国小说家对“进步”话语质疑的传统。小说通过运用新旧对比的方法。体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最终实现了对“进步”话语的质疑。《乌有乡消息》对“进步”话语的质疑正是莫里斯深刻人文关怀的真实写照，对中国当今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好的与最坏的《乌有乡消息》＋《乌有乡》

“子虚乌有”的意思上学时老师教过，但当学生时只顾着玩，对成语的出处一直不求甚解。恰逢刚刚读过一本外国小说《乌有乡》，又想起原来读过的名著《乌有乡消息》，忽然有点膳，很想搞明白“乌有”到底是啥意思，这才去查。查明了“乌有”的含义，再看看手里这两本书，想一想，干脆把书说一说。

解读莫里斯:艺术与社会主义

笔者主要通过对莫里斯的主张与艺术的社会性的探讨,以及对莫里斯《乌有乡消息》的解读,尝试将莫里斯创作的《乌有乡消息》中的社会主义倾向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并理解莫里斯及其思想文化精神。

“乌有乡”情结——拜厄特《孩子们的书》中的田园书写

田园不仅激发了莫里斯的乌托邦理想,也是贯穿拜厄特作品《孩子们的书》始终的重要意象。小说以双重意象的结构方式展现了莫里斯式理想的社会形态,即通过保持城市与花园各自的内在秩序,并以花园的自然活力赋予城市持久性,从而实现二者的结合。这一理想源于对童年、自然、土地的眷恋,对花园社会的憧憬,对美好艺术设计的追求,最终实现'为生活而艺术'。田园书写关注点广泛,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的地位等,成为当代生态批评与生态政治乌托邦研究的焦点。

“物”的乌有乡——威廉·莫里斯的“物”思想与19世纪博物馆文化

本文以威廉·莫里斯的个人经历与小说《乌有乡消息》为基础,结合当代博物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莫里斯寄寓在博物馆“物”之上的乌托邦理想,以期揭示其博物馆观中的超前意识。莫里斯“物”思想的形成与其参与、审视、反思19世纪英国博物馆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表现在物人关系的转变、物的伦理性困境与物的生态转向三个层面,而这些层面又可追溯到莫里斯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憎恶与批判。

威廉·莫里斯的“华美”之乡 承载社会理想的乌有乡服装及其渊源

19世纪英国设计师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同时还具有文学家、社会主义者与出版家等多重身份,因而在其文学作品与社会演讲中,常常透露出关于设计的观点。他于19世纪末发表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是英国极具开创性、革命性的乌托邦文学作品。对于莫里斯而言,这是其后期最重要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作品。颇具艺术家气质的莫里斯在这部书中借助＂客人＂的所见所闻,将空想世界中的日常生活艺术作为传达社会理想的重要媒介,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服装。

威廉·莫里斯作品中的干草意象

干草意象几乎贯穿莫里斯的整个创作生涯,复现在早、中、晚期诗歌、政论文及传奇中。干草意象日益丰富,照见了莫里斯的思想成长。莫里斯的代表作《乌有乡消息》聚合了数十年来干草意象之寓意,以人民自我授予的干草节为切入口,形塑了友爱、休憩和愉悦的未来社会主义文化,抗衡维多利亚晚期节庆日益政治化的风潮。

社会、环境、艺术:威廉·莫里斯生态自然观研究

威廉·莫里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诗人和艺术设计家,被认为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莫里斯面对19世纪的社会矛盾、生态困境和美学与艺术失落的现象,探讨和尝试将人的生存、社会改造、艺术发展和自然观联系起来,用生态自然的思想对社会进行建设和改造。这些思想表达了他对构建和谐、健全的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追求。

威廉·莫里斯的启示

威廉·莫里斯的意义在于其文化批判精神与身体力行的实践探索,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促使他把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成就为现代设计的英雄主义情怀;愉快的劳动,艺术的生活是他的向往,关注艺术与其社会基础之间的关联是莫里斯意义所在。

爱恨纠缠的机器情结——19世纪西方对技术的追问与乌托邦小说

自人类社会迈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近现代以来,技术的性质及其发展后果就一直困扰着西方的文化学者。多数人为科技进步叫好,预见人类必将拥有辉煌的未来。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文化学者质疑"进步神话",认为技术的过度应用将导致社会每况愈下,最终可能毁掉人类世界,因此他们提倡回归自然的美德和永恒的价值。贝拉米和莫里斯分别以乌托邦小说《回顾》和《乌有乡的消息》加入讨论,他们对飞速发展的技术的看法,凝聚在对待"机器"的态度中:前者对以机器生产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报以欢呼;后者则对其颇有敌意,宣扬放弃机器文明,回归自然、健康、有机的乡村乐园。这折射出19世纪西方社会对待技术进步及机器文明的两种典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