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乐与天人同和──音乐养生功能简论

本文征引了古今中外哲学家、美学家的大量有关论述，认为：音乐具有使人怡乐的性质，故而中国美学有"乐者乐也"的命题；音乐又具有和谐的品格，它既契合着自然的和谐，又宣畅着人的和谐。正因为音乐具有这些品质，所以必然有利于人的自然生命，具有健身、防病乃至治病的功效。从艺术养生学的视角看，乐、医具有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都有着悠久而独特的传统。在未来的世纪里，音乐养生、音乐治疗将会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中国社会早期“乐”概念的三大问题

在现代形态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人们已习惯于将中国社会早期的"乐"视为音乐史研究的专属对象。但事实上,它却代表了中国人对于艺术、人生、自然的整体判断。首先,中国上古乐论强调诗、乐、舞一体,"乐"指代音乐,更是诗、乐、舞等诸种艺术的总称。其次,中国上古时期"乐(yue)""乐(le)"不分,它既指称艺术对象,也指主体感受。再者,音乐无孔不入、无限弥漫的特性,使其成为充塞天地、感通人神的宇宙映像形式,同时也因其超越品质而指向哲学的形上之境。据此来看,中国社会早期的"乐",是一个中心清晰又表意宽泛的概念。如以现代西方艺术分类模式来切分出一部孤立的中国音乐史,不但是对其实然存在状况的误判,而且也削弱了音乐纵贯中国艺术、哲学乃至宗教的强大功能。现在应是对这种状况作出改变的时候了。

古代乐论中“和观念”的当代意义

本文提出中国古代音乐论即中国古代艺术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乐论中的"和观念",是中国礼乐文化中最核心的范畴之一。如何承继古代乐论中的"和观念",理解"和观念"在构建和谐文化中的当代意义,对和谐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文化心理学视界下的音乐实质探究

从中国语言的词源上看,音乐中的"乐(yuè)"通快乐的"乐(lè)",它们都源自于"鼓",而鼓声能够令人兴奋、情绪激昂,因此,中国文化中的音乐的原初含义有"令人振奋、快乐"的声音和人在振奋、快乐时表达这种心情的声音两层意思。后来这两层含义延伸为"动情"即激发人的情感或心理感染和"传情"或"达情"即表达人的情感。基于此,创作好的音乐作品或评判一个音乐作品的好坏,要看它是否具有"言志"、"激励人或令人振奋"、"表达情感"和"培养或锻造人的积极情感或心理品质"的作用。

“成于乐”: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三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多数学者以为"成于乐"与古代"乐教"和周代音乐教育有关,是培养人才"立身成德"的最高阶段。也有学者指出"成于乐"是要通过教育养成学者的快乐精神。由于上古教育"诗""礼""乐"相辅相成,相须为用,并不存在深浅高下之分,音乐教育贯串整个教育过程,故不能将音乐教育理解为教育的高级阶段。上古"乐"有二音二义:音岳指音乐,音洛指快乐。"成于乐"既可指音乐教育的一个完整教学过程,也可指在教育实践中培养目标的最后达成。孔子重视弟子的君子人格培养,"成于乐"主要指养成儒家君子人格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即坦荡与快乐。"成于乐"是在长期音乐教育和诗礼熏陶下形成的,它不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乐教育,而且以之作为依托和凭借。这样辩证理解"成于乐",才能准确把握孔子文学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丰富内涵及社会价值。

杂赋与乐府诗的关系

汉代的杂赋包括民间流传的寓言故事赋,也包括箴言类的杂记作品以及描写日常动植物而无关讽谏的小赋。杂赋是后世讲唱文学的源头之一。汉代的一些杂赋,本以韵诵的方式流行于下层,后被采入乐府,进行歌辞协律的工作,成为乐府诗的一部分。

《拟乐府补题》的词学文献价值

《拟乐府补题》一卷,应社咏物唱和词集,由厉鹗、陆培、查为仁等10人唱和而成,查为仁辑刻。《拟乐府补题》唱和时间为乾隆十三年(1748)夏秋之际,唱和地点为天津水西庄。《拟乐府补题》有存词人词作、校勘、词史等方面的文献价值。而且,还有为深入了解咏物词、中期浙西词派、天津水西庄等方面的词学价值。

关于《乐经》文献问题

《乐经》为先秦儒家“六经”之一。汉武帝时立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而《乐经》乃汉平帝时王莽奏立,后人多以为其托古改制,非文字典籍,只是三代遗存的曲调曲谱。然而,孔子“乐教”虽与音乐有关,但主要指向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乐经》不是曲调曲谱,可通过传世文献的正反两方面证据得到证明。儒家“六经”并非孔子创作,而是有丰富文献积累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竹书能够证明这一点。孔子在当时流传的历代文献基础上,选择和整理并加以阐述有关文献以作为其弟子们学习的教材。如果承认《乐经》作为儒家经典的独立存在,并进行认真而细致的文献梳理,《乐经》文献问题是可望获得解决的。

《乐记》的撰作年代与作者问题研究述评

《乐记》是在中国音乐史和文艺理论史上都十分重要的著作。学术界历来对其作者与撰作年代问题颇有争议。本文对各家主要观点作了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认为“非一人一时之作”的观点最为合理。

从《乐苑》的文献来源再看唐代的孤柱现象

《乐府诗集》注引的五代陈游《乐苑》是后世了解业已失传的唐代乐器五弦琵琶最重要的文献基础。然而由于《乐苑》业已佚失,《乐府诗集》转引的寥寥数句并不能使我们清楚知晓此条文献的源出与时代,更使我们对文献中所写的五弦琵琶柱制无所适从。本文以《旧唐书·音乐志》中有关“孤柱”的另外几条文献为线索进行追溯,对《乐苑》中记载五弦琵琶的史料作文献学的判断与解读,并结合文献中有关各种施设孤柱的乐器的记载,对孤柱的施设是唐代琵琶类乐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一观点予以论述。

宋祁《大乐图义》考

《大乐图义》成书于景祐二年二月,在典籍记载中出现了《大乐图》《太乐图义》《大乐图仪》《大乐图议》等诸多异名;《大乐图》与《大乐图义》当是同书异名关系,而非宋祁所撰的两种不同乐书。该书原为上下二卷,在流传中可能出现了一卷本。正文篇目现知共十篇,有图有文,图文配合,是一本律吕之书。宋祁所撰七篇歌舞杂论亦附载于书后。全书约于元代散亡,正文部分目前未见佚文留存,序文及七篇杂论则完整传世。

中国戏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传唱

中国戏曲在江户时代大量东传日本并广为传唱,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将中国戏曲传播至长崎,日本唐通事、知识人和游女在长崎与中国商人交往,学唱、记录中国戏曲,通过曲集、戏曲翻译、戏曲演唱等形式传播到日本各地。清代乐师林德健、金琴江等人曾去往长崎,在当地教授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俗曲,在日本形成演唱戏曲俗曲的传承谱系。《赵匡胤打雷神洞》等剧因中国乐师的传授而在日本广为流传,在传唱过程中,曲白兼有的戏曲剧本会逐渐略去科介、对白等,主要以戏曲唱段形式传唱。出海经商的中国商人偶尔会因遭遇风浪而意外漂流至长崎以外地区,《以笔代言》一书记录了日本仙台儒者远藤曰人向漂流中国船员学唱戏曲之事。据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的底本可知,江户时期的日本人会以抄录剧本、标注工尺、记录读音、增加附注等方式记录和学唱中国戏曲。

汉代乐府与戏剧

本文对汉代乐府与戏剧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考察,并涉及到先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戏剧史实。文中认为应该将"乐"、"乐府"这一中国古代综合性音乐娱乐艺术体系纳入到戏剧史的主体中来,并着重研究了汉代的郊庙歌辞与相和歌辞中所反映的戏剧表演情况,研究了向来未曾触及的早期戏剧文学的样态。文中涉及丰富的戏剧史资料,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新的探索。

儒家美学思想研究在21世纪的新进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儒家美学思想研究突出了两种研究趋向,一是经典范畴和命题的清理与转换,比如,“兴”、“乐”以及美与善的关系等。研究者不但对其基本内涵作出解释,还多从新的角度、新的理论出发阐释其现代内涵,在传统范畴和命题与现代美学之间实现理论的对话与衔接,使其在内涵上完成现代转换;二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比如,儒家美育思想研究、儒家生态智慧研究等。这种研究趋向多表现为从现代美学问题的角度充分挖掘传统儒家美学思想资源,试图把传统儒家美学资源直接整合于现代美学思想的建构之中,从而实现传统儒家美学思想的现代转换。

李商隐《乐游原》“只是近黄昏”的“只是”

李商隐《乐游原》"只是近黄昏"中"只是"的理解对于此诗的解读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目前的释读有分歧;"只"读音古今不同,基本上没有引起人们关注。文章就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论证:(1)"只是近黄昏"的"只是"不能理解为正是,只能理解为只不过,但只是。(2)"只"跟"祗、秖"记录的是同一个词,原来读平声;这个词跟"止"本是两个不同的词,"止"读上声,跟"只"是同义词。后来"止"占上风,人们将"只"读成"止",是一种训读现象,于是"只是近黄昏"的"只"读成了上声。

南音内涵与研究理念拓展的意义

引入历史人类学方法论,对南音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乐籍制度存续期和解体后的状况进行动态辨析,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社会发展和音声技艺形式之本体存在相互作用的意义上进行宏观把握,对当下以泉州为中心、认定为南音的音乐活态与历史文化传统接通、从功能性为用进行认知,辨析一些根本性的学术理念对南音研究的意义,将南音内涵中某些现象与它地之相关存在以为比较,有助于将南音的研究引向深入。

朱棣与朱高炽的关系及其社会政治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明代前期永乐、洪熙二朝政治,揭示成祖朱棣与太子监国时的仁宗朱高炽的分工合作与矛盾积怨,分析永乐、洪熙二朝政治政策的异同,并从政治制度和社会时代诸方面揭示其根源所在,从而对明代前期政治主线以及政治家的作为做出描述和评价。

缅怀尊敬的严学宭先生——《论语》“说(悦)乎”、“乐乎”近解

首届汉语音韵学研究班1981年9月在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称)正式开班,来自全国38所高校的近50位中青年教师参加了该班的学习。文章对30年前该班的学习情况作了简要回顾,深情缅怀开办学习班的严学宭教授。

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现代阐释

宗白华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国“启蒙救亡”和世界“现代性精神危机”与“浮士德难题”现代解决的目的出发，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深入开掘并创造性地阐释了以“道(气)”宇宙观念、中国礼乐文化和中庸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经宗白华这一发掘性研究和现代化转换不仅显示出它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同时，对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和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具有现实意义。

“孔颜乐处”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构--以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二论为线索

围绕“中国哲学”主体性的问题,通常有三种建构方案:第一种是以“哲学”反思“中国”的道路;第二种提倡在反思“中国”之前先行反思“哲学”;第三种则倾向于从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反过来看中国思想的贡献。李泽厚是第三种方案的代表,他在后海德格尔时代看到了中国哲学登场的契机,提出了以乐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情本体理论,以解决海德格尔哲学所造成的虚无主义危机。乐感文化深入分析了“孔颜乐处”的源初经验,指出了宋儒诠释“孔颜乐处”的偏狭,丰富了“孔颜乐处”命题的内涵。然而,由于他未能彻底摆脱海德格尔的影响,最终错失了更公允地探本中国哲学出发点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