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署乐人的活动与宋代艺术表演地理空间的开拓

宋代乐署乐人活动范围极广。中央、地方乐署乐人,以大小都市为表演中心,极易形成规模化演出,进而辐射临近乡村,促成了都市乡村间表演空间的延伸贯通,并有助于实现城乡音乐的融通与互动,丰富表演的内容与风格。州府衙前乐人相对固定地活动于中心城市的核心地带,并向周边辐射,进而连缀成片形成区域特色,且州府衙前乐人主要服务于地方官员以及与官员交往密切的文士,有时甚至参与进官员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其歌舞表演产生的影响力往往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成为推动宋代艺术表演的中坚力量。亲从亲事乐人专属于主官,兼有官署乐人和私家乐人的优势,主官的流动升迁也促进了亲从亲事乐人的流动,于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多个流动的歌舞表演中心,主官的审美倾向往往决定了亲从亲事乐人的表演风格,一系列地理位置上多元并立的歌舞表演中心促成了演唱的贯通与发展。

论《乐人梦儿》对《乐人扬珂》的误读与改写——兼及《域外小说集》20世纪初年的读者接受

鲁迅在群益版《域外小说集序》提及《乐人扬珂》曾被抄袭一事,其实并非如他所言是“只差了几个字”的文本搬运。抄袭者李定夷通过删减、拼接、想象等方式,改写出一篇风格和主旨与原作截然不同的小说《乐人梦儿》。出于对“不可信”的叙述者的错误信赖,李定夷误判了显克微支“用谐笑之笔,写悲惨之情”的创作意图,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物不断嘲弄的滑稽笔法。《乐人扬珂》的英文底本运用了自由间接引语这一现代小说技巧,周作人尽可能译出,李定夷却将其通通归化为直接引语,诸多改写背后支持的是强大的中国叙事传统。这也恰恰解释了《域外小说集》在民初读者市场上遭受销售失败的原因之一。

唐代宫廷乐人考略——唐代宫廷华乐、胡乐状况一个角度的考察

通过对现存史料中唐代乐人籍贯事迹的考稽,可以明显看出胡人、胡裔在宫廷乐人中所占比例极小。同时,胡籍乐人在唐代宫廷中多受汉族士大夫的排斥。唐代器乐中虽多用胡器,但以胡器演奏华乐的情况是很正常而且普遍的。因此唐代胡乐在地位、声势上均没有胜过华乐。

论上古乐人的类型差异及其文化衰落的技术化发展根源

论文以上古乐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表现与事迹等为依据,揭示出乐人群体内部存在着贤者型与技术型两类乐人相分化的发展事实。早期由贤者型乐人奠定乐人的重要政教文化地位,而在周代,技术型乐人则逐渐成为乐人的主体类型,并呈现出以牺牲政教文化地位为代价的重技术、轻义理的工具化发展路向。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导致周代礼乐、诗乐文化解体的自身根源与内在机制具有一定的切实意义。

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

徽州旧有大姓、小姓之分。大姓为村落中著有宗谱、盖有祠堂、建有祖坟的宗族世家。小姓是大姓的仆人,因住主屋、种主田、葬主山而需为大姓服劳役。在婚丧祭祖等礼俗中吹打演剧属小姓所应贱役之一。20世纪90年代,当笔者前往徽州考察时,婚丧等礼俗中的奏乐者多为大姓后代承担。这一音乐文化现象是对传统的颠覆疑惑延续?本文将以对口述和文献资料的研究,力图厘清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历史过程。

盛唐乐官编制、乐人数量问题探析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盛与当时完善的礼乐政策、管理机制及培训制度密切关联。在管理体制方面,唐朝在继承前代乐府机构的基础上,改革和创新了音乐的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扩展了新的宫廷音乐机构,同时加强了地方州县音乐、军营音乐的建设,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以培养训练专业乐工为主的庞大的管理系统。在乐籍管理、人才培训、考核方面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证措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发展。从盛唐时期乐官编制、乐人数量规模问题的考察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唐代音乐繁盛的内在必然性及特殊性。

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下)

徽州旧有大姓、小姓之分。大姓为村落中著有宗谱、盖有祠堂、建有祖坟的宗族世家。小姓是大姓的仆人,因住主屋、种主田、葬主山而需为大姓服劳役。在婚丧祭祖等礼俗中吹打演剧属小姓所应贱役之一。20世纪90年代,当笔者前往徽州考察时,婚丧等礼俗中的奏乐者多为大姓后代承担。这一音乐文化现象是对传统的颠覆疑惑延续?本文将以对口述和文献资料的研究,力图厘清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历史过程。

何以至此:鼓吹乐及其乐人地位变迁

"鼓吹"在中国历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乐种。自汉代被乐府雅化进入宫廷之后,迅速成为礼仪之乐,担任鼓吹的乐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倡乐,而是能鼓吹又能护卫的"良家子弟"。此后,礼乐制度尽管有所变化,但直至明代中期,鼓吹仍是官方重要的礼仪之乐。至明中晚,曾维系千年之久的礼乐制度已名存实亡,鼓吹下移民间。特别是江浙一带,随着江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以及佛道等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浸淫,世俗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民俗,民间婚丧嫁娶等仪礼之中大量使用鼓吹乐。鼓吹手的地位也因此下移,由官入民,成为普通乐人。

论乐人与元白诗歌的传播

元白诗歌影响极大,这与其成功传播密切相关。乐人在元白诗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既与他们和元白的密切交往有关,也与他们流动性很强有关。前者不但使他们对元白诗歌极为熟悉,而且使部分诗歌被选入乐曲中传唱,后者使元白诗歌随之在全国迅速扩散。由此可见,乐人在中晚唐诗歌传播史上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白居易与乐人交往考

白居易曾与数量众多的乐人有过密切的交往,可考者约45位,其中宫廷乐人8位,府县乐人22位,家乐13位,青楼歌妓2位。这种人生体验对于白居易诗歌的创作、传播及诗歌理论均有着密切的影响。

略论中唐诗人与乐人——兼析唐诗与音乐之关系

唐代诗人对乐人的广泛关注是在中唐,而不是在音乐处于鼎盛的盛唐,用音乐的繁荣来解释唐代诗坛这一现象显得过于笼统且不准确,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唐诗人从乐人身上挖掘出更多的文化元素,将之与国家兴衰、士人命运、生命感叹等诗歌传统主题联系起来。中唐诗人对乐人的关注不但使得唐代诗歌内容更为丰富,而且使诗歌与音乐结合更为紧密。

唐五代乐人的劝谏与干政

唐五代是乐舞兴盛的时期,历代诸帝都十分酷爱音乐歌舞,身边聚集了为数众多的音乐歌舞人,亦即乐人、伶人、音声人等。这些乐人以乐舞娱乐皇帝,与皇帝关系较为亲近,他们的言行对皇帝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一般体现在乐人劝谏与干政两个方面。

元稹与乐人交往考

元稹与乐人交往甚密,可以确证交往过的乐人约21位,其中宫廷乐人2位,营妓12位,家伎5位,市井乐人2位;据推测可能交往过的乐人约2位;另外曾经是乐人但后来脱籍为良人的约1位,故元稹约与24位乐人有过交往。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影响着元稹的歌诗创作与传播。

唐代乐人“善唱某曲”与词之生成

唐代乐人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某个乐人善于演唱某些曲调。当这些乐人从事歌唱表演活动时,往往把文人诗歌配入自己擅长的曲调进行演唱。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当时音乐的创作、传承及接受有关。正是由于这一行为,促进了词体文学的生成与繁荣。具体表现在:形成了词牌及词牌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一调多辞与杂言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文人积极参与依调填词的创作活动,从而激发了词体文学的大众化传播。

中古乐人身份制度与音乐类型研究成果检视

文章围绕中国中古时期乐人身份制度的形成以及中古伎乐演化的论题,对中古时期乐人、伎乐歌舞研究成果作了细致地梳理与分析,其中也涉及伎乐歌舞的类型与行为方面身份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文论。作者对相关乐人、伎乐研究成果的检视,为学界开展中古乐人社会地位与中古伎乐演化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准备。

榆林横山乡村龙王庙壁画中的乐人形象分析

龙王庙是陕北乡村举行龙王信仰仪式和祈雨活动的主要场所。现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现横山区)一些村庄中仍保留有不少旧的龙王庙,如赵石畔镇的壑则墕村、塔湾镇的付园则村、石井村三处龙王庙均为清代所建,其建造特点除了都是窑洞式建筑外,在庙内两壁都绘有"龙王出宫布雨"和"龙王布雨回宫"壁画,画中的龙王仪仗队列绘有鼓吹乐人形象。各庙中的壁画内容基本一致,绘制风格各有特点,乐人服饰大致相同,使用乐器有所差别。

论瞽乐人及其诗歌

瞽,是我国古代矇、瞍、师之类盲目乐人的代称,也是我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专职”诗人。这是一批“诗歌女神缪斯同时给与了快乐和不幸的人。她夺去了他的两眼的光明,却燃烧起他心中的火焰”(楚图南译《希腊的神话与传说》)。

中古乐人身份制度与伎乐演化研究成果综述

对中国中古时期乐人与中古伎乐的演化展开研究,必要的学术准备就是相关文献的整理与阅读。围绕这一论题所作相关参考文献的综述,分别从学术史和专题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中古音乐制度及其生存环境有各得一见,及音乐文化交流等诸问题在历史文献中的反映有独特认识,这些成果帮助我们掌握中古时期音乐文化及音乐结构型态转折,抑或文化政策、文化活动对音乐艺术带来的影响等方面,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城市文化语境变迁中合唱音乐行动者乐人的作为

从中国城市文化语境变迁和现代性转型中的合唱音乐文化整体发展历程看,从启蒙到当下,合唱音乐的"声音行为"和"声音事像"所关联的社会学内容、文化意义内容,人所处在两者之中产生的情境内容,以及三者之间相互驱动和交往信息,它们共同塑造了中国合唱音乐社会学意义的价值取向和美学取向,与此关联的乐人和乐事始终无法脱离社会行动者的身份。一方面,它成为助推中国合唱音乐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它又是中国合唱音乐现代性建构的阻力。这是中国合唱音乐文化要解决的美学和艺术的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