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蜂乐会”考

"春蜂乐会"是1926年冬诞生于杭州的一个以宣扬新文化、新思想,致力于音乐创作及其他文化事业的进步组织。该组织成员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绩斐然,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抒情歌曲、儿童歌曲和儿童歌舞剧,而且,还涉足到中小学音乐教材编写、音乐理论研究以及图书编辑等领域。在20世纪上半叶的音乐教育舞台上,其主要成员以其绵薄之力为社会音乐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应该为他们记上一笔。

三月春蜂酿蜜忙——论“春蜂乐会”的作曲家和艺术歌曲

"春蜂乐会"是一个已经隐入历史帷幕、尘封了大半个世纪的音乐团体。它于1926年秋成立于杭州,主要成员有钱君匋、邱望湘、陈啸空和沈秉廉等,主要任务是创作艺术歌曲。这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个新音乐创作团体。两三年间,他们谱写、发表了几十首艺术歌曲,出版了《摘花》、《金梦》等艺术歌曲集。本文采用音乐学分析的方法,以及城市音乐人类学的视角,着重分析、研究"春蜂乐会"对我国艺术歌曲发展的历史贡献,为已经寂寞了80多年的音乐作品重新进行历史的评说。

“春蜂乐会”及其歌曲创作考

"春蜂乐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叶在杭州由钱君匋发起成立的音乐创作团体,他们所创作的抒情歌曲是继青主、赵元任之后我国早期艺术歌曲创作的典范之作,是我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的萌芽之一。钱君匋及"春蜂乐会"的歌曲创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在当时都属于一个崭新的音乐世界,为弘扬中国新音乐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春蜂乐会”对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春蜂乐会”是20世纪20年代在杭州诞生的一个进步音乐组织,发起者是近代艺术家钱君匋,成员邱望湘、陈啸空、邱望湘都毕业于上海艺术师范学校。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小学音乐教材编写、音乐理论研究成绩斐然,为当时的学校音乐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音乐教育历史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史料。

对《申报》笔下的大同乐会再认识

"大同乐会"是我国近代音乐社团中对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影响巨大的标志性的民间团体。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日益深入,如何振兴、传承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大同乐会"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借鉴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与技术对民族音乐进行了改良与革新,加强了中西方音乐的交流与交融,培养了大批民族音乐人才,促进了民族音乐的发展。而《申报》作为上海当时最有影响的媒体,在舆论和宣传上给予了"大同乐会"极大的支持,通过其对乐会的活动的报道来审视和研究"大同乐会",从而全面、客观认识它在我国民族音乐史上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大同乐会活动纪事

大同乐会作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沪上的最有影响的民间音乐团体，以其积极的努力和作为，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团结了一大批沪上有名的音乐家，组织排练、演出，创作、改编新曲，研制中西乐器，对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大同乐会的历史意义及现代启示

本文通过该对当时影响较大的大同乐会的梳理概述，揭示这一时代下产生的民乐社团的历史意义及对现代国乐发展的启示。

对“大同乐会”在现代国乐演进中的认识

大同乐会创立于1920年的上海,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就整个新文化运动来说,其主流思潮就是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否定.在音乐领域,当时具有先进意识的音乐知识群体,随着对西方音乐文化认识的日益加深,形成了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自觉批判.探索和研究西方音乐文化的价值观念,学习西方音乐的技术理论,乃至建立西方模式的音乐教育体系和音乐社团,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潮流.如果说,以引进西乐为这一时期新音乐运动的主流的话,那么大同乐会的创立与艺术活动却是这一主流的反动.具有强烈的“国粹主义”色彩.

现代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国乐”建构——对郑觐文和大同乐会的考察

自近代以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国乐"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的提出与民族国家的建设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集中整理郑觐文的音乐著述和《申报》上有关大同乐会的报道,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考察郑觐文及其领导下的大同乐会的"国乐"建构事业,深入分析其"国乐"观念的基本内涵、"国乐"与民族国家之关系,以及"国乐"的建构路径,探寻郑觐文如何运用中西方的音乐思想和知识资源,从中寻找国家想象和民族认同的基础,并对其"音乐大同"理想重新做出思考。

也谈大同乐会

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学刊》(《艺苑》音乐版)1999年第二期,刊载了王同的《对“大同乐会”在现代国乐演进中的认识》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该文谈论了大同乐会和郑觐文在现代国乐中的作用,是笔者所见如今涉及大同乐会资料最多的一篇文章.但是读过以后,觉得该文所谈史实尚有失误,有些评价也未必恰当.对于郑觐文,笔者一直认为历来对他的评价偏低.今就笔者所掌握的大同乐会资料,希望能就王文所谈的问题作些补正,笔者所言若有不当,尚请王同先生赐教.

抗战前后的两个“大同乐会”(中)

大同乐会的骨干力量 大同乐会的主要骨干有程午嘉、卫仲乐、秦鹏章、许如辉、郑玉荪、刘志坚等。诸先生，特分别简介如下：

大同乐会纪录片——《国民大乐》

提及大同乐会,国乐界恐怕鲜有不知其名的。大同乐会的创办人是郑觐文。 1918年,郑觐文于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004号其堂弟郑立三家办起“琴瑟学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觐文受新文化运动启迪,当月即将“琴瑟学社”易名为“大同乐会”,以求“中西音乐之大同”。大同乐会建立初期,郑觐文即希望建立一支民族乐队。1924年春,郑觐文曾组建了一个三十人规模的女子古乐团。女子乐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女学”的学生。这一年夏天,女学继男学之后停办,女子古乐团也就随着解散了。当时郑觐文就想搞一个同样规模的男子乐队而未能如愿。

大同乐会音乐活动探微

大同乐会是我国近现代创办规模较大、历史较长、以习研民乐为主的业余音乐社团。它的前身是郑觐文创办的"琴瑟乐社",社团以促进世界大同为宗旨,开展民族事业为口号,批判地继承西方文化于中国音乐之中。本文对大同乐会主要音乐活动进行深入探讨,目的在于挖掘大同乐会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

近代琴瑟学社改名大同乐会的缘由及影响

大同乐会的前身是郑觐文组织的琴瑟学社。1919年5月,郑觐文把琴瑟学社改名为大同乐会,这次改名是大同乐会后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地位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音乐史学界对此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是简单提及。实际上,这次改名既是当时时局发展的产物,也与郑觐文的个人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它不仅为大同乐会赢得了中国音乐界广泛的认同和赞誉,也确立了其未来发展方向和在近代音乐史上的历史地位。

百年大同 不同凡响——大同乐会成立百年纪念活动述评

1919年,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1004号,郑觐文先生受"五四运动"的启迪将"琴瑟学社"易名为"大同乐会",以"研究中西乐器归于大同"为宗旨。百年后的2019年9月20—21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百年大同——暨纪念大同乐会成立百年纪念活动"再一次掀起了大同乐会研究的热潮,此次盛会是一次集珍贵历史资料(文献、乐器、乐谱)展示、器乐雅集、学术研究为一体的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纪念活动。

传播学视域下四组中国民族管弦乐团2020年线上音乐会活动述评——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为例

从20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成立至今,中国民族管弦乐发展已走过百年历程,当我们回看2020年,不难发现以苏州民族管弦乐团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管弦乐团已完成一系列精彩的线上音乐会。笔者认为线上音乐会这一创新形式作为民族管弦乐百年节点的一部分值得被记录,因此,下文笔者将结合传播学中所涉及的一些研究方法对四组民族管弦乐团的线上音乐活动内容展开论述。

大同乐会

大同乐会的前身是琴瑟乐社,创建于1920年。会址在旧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现为延安东路)1004号一间私人住房中。1922年迁至嵩山路36号(现改为44号)一幢二层楼房内,一些著名音乐家、京昆表演家如肖友梅、黎锦晖、沈知白、汪昱庭、李子昭、王燕卿、杨树百、张子谦、吴梦非、吴剑岚、王寂红、俞振飞、苏少卿、陈道安等,都对大同乐会热衷往返,活动频繁。大同乐会的创始人郑觐文,江苏江阴人。生于1872年,前清附贡生。十二岁熟通丝竹。

对于大同乐会拟仿造旧乐器的我见

本年七月里接到上海大同乐会委员会送来一封信,要求我加入做委员。我因为对于该会进行制造旧乐器的步骤不甚明了,所以一时不敢随便答应加入;现在把我的意见写在底下,作为我答复大同乐会的信也好,作为我对于整理国乐的一部分的意见也好,盼望海内各同志对于这桩事尽量发表意见!

对郑觐文与大同乐会之关系的历史叙事与阐释

传统文人郑觐文在剧烈变革的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实际生存问题,使其在上海成立了大同乐会并推向社会活动。郑觐文“国乐观”的形成与变化及其社会地位,以及上海独特的音乐社会,使得大同乐会1923年后呈现出较强的“商业化”和“精英化”特点,这亦是大同乐会得以成就其影响力的根本原因。

蜜成犹带百花香——“春蜂乐会”音乐创作研究综述

“春蜂乐会”音乐创作研究是杭州区域音乐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1世纪以来已有十余年的研究积累。本文聚焦于“春蜂乐会”音乐创作研究,从“恋歌”创作研究、儿童歌曲研究、儿童歌舞剧研究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分别加以梳理与总结。从目前研究中可以看出,该研究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对“春蜂乐会”各领域音乐创作的关注程度仍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