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韵——朝阳博物馆馆藏唐代伎乐俑的初步研究

朝阳,是唐代营州都督府治所柳城所在,是唐王朝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些年来,朝阳市已发掘唐代墓葬达数百座之多,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如生动逼真、形态各异的彩绘陶,瓷伎乐俑就是其中重要一类。文章试就这些伎乐俑,做初步的分析和研究并以飨读者,旨在使人们对唐朝的伎乐文化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形器道——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以陶土为器,传三彩之形,表古丝绸之路艺术交汇的场景。本文以其为例,分析唐代艺术中的元素与组成,以中国传统形而上的哲学观念窥探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背后的文化意蕴。

后蜀赵廷隐墓伎乐俑服饰材质与色彩的还原推测

针对五代后蜀赵廷隐墓出土的彩绘陶伎乐俑进行五代伎乐服饰色彩和材质的研究与探讨,推测表明:赵墓伎乐俑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后蜀伎乐服饰蜀锦材质的华丽柔美和色彩的鲜艳动人。从服装学的角度对赵廷隐墓出土的伎乐俑服饰进行分析,了解五代伎乐服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服饰风格,为研究五代后蜀社会百姓的日常生活服饰提供参考。

谈谈使用图像类音乐文物资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唐代乐俑为例

近年来,图像类音乐文物资料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尚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图像类音乐文物资料不能直接引用,应先对其进行考辨,否则在研究中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失误。其次,在使用图像类音乐文物资料作交叉学科研究时,必须全面把握有关考古资料,如墓葬是否被盗,出土的图像类音乐文物资料是否完整等,这是做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条件。同时,在探讨问题之前,还要掌握相关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念和理论,避免在研究中出现词不达意、生拉硬套、逻辑错位、削足适履等问题。

戏乐俑考源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戏乐俑是中国古代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乐俑多出土于墓葬与祭祀场所。其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满足丧葬礼制的要求,二是为了视觉娱乐和取悦神灵。戏乐俑一开始依附于丧葬而存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丧葬建筑装饰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习惯和艺术审美。

成都十陵后蜀赵廷隐墓出土女乐俑服装形制考辨--以M1:70、M1:72号俑为例

基于文物的考古学观察,是研究古代服饰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成都十陵后蜀赵廷隐墓出土女乐俑为研究对象,应用考古类型学、三重证据法等研究方法,通过系统整理文物信息、比对同期及同地区图像、考辨相关文献等研究路径,对M1:70、M1:72号两件女乐俑的服装进行了名物考证、形制分析,为研究五代时期服装史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观点。

五代赵廷隐墓伎乐俑的艺术造型特征

赵廷隐墓是2010年于成都出土的五代时期古墓,其出土随葬品中有一批伎乐陶俑,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发掘的最精美的彩绘陶俑。这批伎乐俑对人物比例的取舍,对结构动作的处理,以及对面部和服饰细节的刻画都表现出制作者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客观的反映了五代时期四川地区陶俑制造的技术水准。为今人了解彼时彼地陶俑造型技艺提供了绝好机会。透过对赵廷隐墓伎乐俑艺术造型规律的分析,今人可以找到艺术脉络传承和演化的部分线索。

后蜀赵廷隐墓伎乐俑褙子的结构特征分析

以成都博物馆中赵廷隐墓出土的彩绘陶伎乐俑褙子为研究对象,采取实证研究、图像分析和文献考证的方法,结合大量实物资料,从造型结构的角度对褙子的结构特征进行梳理考析。发现彩绘陶伎乐俑褙子前短后长,两侧高开衩,袖型变化多样,平面结构展开呈“十字”型,符合古代惜物节用的造物观念,展示出五代伎乐服饰独特的样貌特征。

试谈河南安阳置度村M8的时代、性质与青瓷伎乐俑的价值

安阳置度村隋墓M8是近年来安阳地区的隋代墓葬中最重要的发现。因未发现墓志,所以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随葬器物特点的分析,对其时代、墓主身份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对M8的时代、墓主人身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该墓葬应属于隋代前期晚段即开皇十五年至仁寿年间,墓主人应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地主富商。该墓出土的隋代伎乐俑,在人物造型上和雕塑手法上体现了隋代俑的艺术特色,在乐器的种类和组合形式上与隋代《七部乐》中《安国伎》较接近,对于研究隋代文化和中国古代音乐具有重要的价值。

山西大同出土北魏陶俑群 女乐俑服饰反映民族融合

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9月21日对外发布,此前,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对一个北魏墓群进行考古发掘,位于墓群中部的M113出土陶俑群。这为研究北魏平城时期丧葬文化、民族服饰等提供了新材料。其中,女乐俑服饰反映出民族融合特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古顺芳介绍,M113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的偏室土洞墓,坐北朝南,由墓道、封门墙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底距地表5.5米。

唐代琵琶乐俑考略

乐俑,是我国古代坟墓中用来替代活人陪葬的、用于表现音乐内容的偶人,按照用途可分为乐舞俑、奏乐俑、戏弄俑和说唱俑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奏乐俑中的琵琶乐俑。

后蜀赵廷隐墓出土戴冠女伎乐俑与道教女冠文化

2011年,后蜀赵廷隐墓出土20余件立式伎乐俑,其中有5件女俑头戴高冠,异于同类女乐俑。文章通过列举四川省仁寿县牛角寨摩崖造像及河南省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文博机构所藏道教文物,与赵廷隐墓5件戴冠女俑进行对比,确认其为道教冠式,即莲花冠(或芙蓉冠)、并桃冠及覆斗形道冠,并结合文献印证了五代时期蜀地道教对社会各阶层的浸润与影响。

山东鲁荒王墓中的木雕乐俑考述

一、时代背景、墓葬概况明代朱檀墓位于山东邹城北九龙山南麓,属于大型王侯墓葬。据《明史》记载:"鲁荒王檀,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两月而封。十八年就籓兖州。好文礼士,善诗歌。饵金石药,毒发伤目。帝恶之。十九年薨,谥曰荒。"(1)可见,当时朱檀死时年纪并不大,十九岁就撒手人寰,死于非命。在他的墓葬之中,发现数量较多的明器随葬物,其中包括漆器、木雕彩绘俑群、砖雕、古琴、丝织品、古字画、书籍等,这些都为研究明代的社会文化提供了一定的佐证。在众多的出土明器中,朱檀墓中出土的乐舞彩绘木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乐俑类别,它从侧面向世人展示了明代洪武年间的乐舞艺术。

济源出土的汉代舞乐俑浅析

济源地区汉墓主要集中在轵城一带,出土的陶器制作精美,种类齐全,极富生活气息。舞乐俑是陶俑中的一种,舞俑和乐俑姿态各异,富于变化,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生动复原了两汉时期人们的娱乐生活,也反映了人们精神生活领域的需求。济源地区舞乐俑的出土,为研究豫西北地区的两汉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通过对济源地区舞乐俑制作工艺、组合形式等的了解,可以发现济源地区舞乐俑的种类较为单一,与周围地区发掘的舞乐俑相比,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等特征。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造型及成因研究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出土于古称长安的西安市,为世间仅有的两件载乐俑之一。以形式分析的方式对其造型特征进行解读,从题材的来源、社会文化背景对其造成的影响来分析其成因。从形制的特点以及题材的来源上可以看出唐朝乐妓之风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放置在整个社会背景中看,厚葬之风对唐三彩的产生以及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M63出土乐俑研究

陕西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M63出土乐俑可分为伎乐俑和姿态俑两类。伎乐俑所奏乐器包括吹、弹、击奏3类8种;姿态俑均做特殊动作,并伴有张口特征,在音乐场景中承担了说、唱、领奏(领唱)、击掌、动作表演等角色与职能。布里村M63乐俑丰富的乐器种类、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及与“清乐”有关的完整表演场景,为研究公元4~5世纪的音乐发展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西安秦汉新城坡刘十六国墓葬乐俑考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阶段,华夏文明核心之一的关中成为多个族群角逐的竞技场,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大夏先后占领关中,其中前赵、前秦、后秦等少数民族政权均定都长安。由于民族战争频繁,导致音乐文献存世较少,故学者对这一时期的音乐较少涉及,但墓葬出土音乐文物为我们认知这一时期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媒介并通过考古材料揭示其脉络。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者的探微访古、旷野寻踪,大批十六国墓葬重现于世,关中十六国墓葬的乐俑组合、文化特征日渐清晰,使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音乐成为可能。

四川蜀庄王墓中的彩色陶釉乐俑考述

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难度颇大,主要是由于古代科技落后的缘故,音乐本体的音调、乐谱、音响等大都佚失,诸如此类资料严重匮乏。借助音乐文物与文献史料考证,有助于再现明代音乐文化的辉煌灿烂。乐俑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遗存之一,在中国音乐考古学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辽西走廊与辽宁唐墓音乐文化遗存之探究

文章以丝绸之路、辽西走廊为视角,以辽宁朝阳纺织厂M2号唐墓及纤维厂唐代孙则墓出土的音乐文化遗存(乐俑)为研究对象,探索其乐俑的组合形式、乐器特征及其所反映的音乐文化交流与融合情况。文章认为,纺织厂M2号墓中的“抚琴俑”应为“卧箜篌俑”,该墓的伎乐组合符合隋唐七、九、十部乐中“高丽乐”的特征;孙则墓仪仗骑马奏乐俑是东北地区此类音乐文化遗存的首次发现。作者认为,这些遗存属于丝绸之路、辽西走廊上唐代东北与中原文化交流系统中的文化。

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出土坐乐俑的时代与来源——十六国时期墓葬制度重建之管窥

在关中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中,曾成组出土一类伎乐俑。其中,具有独特造型与装饰、演奏不同乐器的坐乐俑,对于判断十六国时期墓葬的时代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本文通过对这批坐乐俑伎乐组合形式的讨论,细化关中地区十六国墓葬的年代序列。以此为线索,本文进一步讨论其来源,指出坐乐俑与其相对而出的鼓吹仪仗乐俑是一套完整组合,它是在晋制墓葬发展的背景之下,十六国政权进行墓葬制度重建的一部分,也是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胡族政权统治者重建法统秩序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