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眠操对抑郁伴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乐眠操对抑郁伴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2至8月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住院的抑郁伴失眠患者79例,根据是否进行乐眠操干预分为对照组(n=40)和试验组(n=39)。试验组患者除常规治疗、护理外,每天早晚各1次乐眠操干预,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治疗和护理。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失眠严重程度指数(ISI)、健康调查量表36(SF-36)评估患者在干预前、后的相应指标。结果试验组和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乐眠操干预2周后,与对照组比较,试验组患者PSQI、ISI总分明显减少,SF-36总分明显增加(P均<0.001)。结论乐眠操可以改善抑郁伴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

玄丹散结汤联合曼月乐治疗气滞血瘀型子宫腺肌病的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玄丹散结汤联合曼月乐治疗气滞血瘀型子宫腺肌病的临床疗效,为气滞血瘀型子宫腺肌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方法将96例气滞血瘀型子宫腺肌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曼月乐,n=48)及观察组(玄丹散结汤+曼月乐,n=48),比较2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主要症状(痛经、月经量)、气滞血瘀型中医证候积分及血清学糖类抗原125(CA125)的变化,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1)组内比较:2组治疗后患者临床主要症状、CA125水平及中医证候积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2)组间比较:治疗后观察组痛经程度低于对照组(P<0.001)、月经量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中医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P<0.001)、临床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CA125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两种治疗方法均能有效改善气滞血瘀型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观察组在改善患者临床主要症状(痛经、月经情况)、证型相关伴随症状(乳房胀痛、心烦失眠及胸闷不舒等)、临床总有效率以及不良反应方面优于对照组。

区域音乐研究思考四题——从两场区域音乐文化研讨会谈起

2022年西安音乐学院人文学院举办全国性区域音乐高层论坛(第七届)和2023年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第四届燕赵音乐文化研讨会,是近期两场关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会议。作为分别属于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两场不同区域音乐会议,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学者构成和研究对象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之处。由此引发出笔者对区域音乐研究的相关思考,应将“区域音乐”视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而非学科含义;打破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专属标签,更多不同学科学者参与其中;建立起历时性与共时性、共通性与差异性的多维研究理念;丰富研究对象,加强其多元化。从整体性考虑历史上国家用乐制度对不同区域音乐发展的共性影响,所谓“宏观把握、微观研究”。

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音乐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广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乐器等,其中,后者的作用不可忽视。音乐与舞蹈等相关,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不仅仅是“术”,而且渗入了“道”,由此,音乐获得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就现实性而言,音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社会领域,包括规范乡间饮酒等公共性的社会活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

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传统筝乐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评《中国传统筝乐艺术的传播及未来发展思考》

古筝是我国的传统民族乐器,被称为“东方钢琴”,它的音色独特、音域宽广,演奏风格多变,历史悠久且文化积淀深厚。《中国传统筝乐艺术的传播及未来发展思考》一书对筝乐艺术作了全面探讨。该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古筝艺术的文化追寻、古筝在国内外的传播以及对当代中国传承古筝艺术的总结与畅想。

康熙朝太常祭祀乐制建设中乐律的制度化——以《律吕正义》的生成为中心

清王朝建立以后,乐制建设在艰难中缓慢转型。康熙前期,太常祭祀乐制有所创制,如定太常寺乐舞生、定乐器,以及在理学阴阳思想观照下提出对乐律的再讨论。康熙后期,重考乐律,将理学阴阳思想作为康熙十四律的理论支撑,依据精密计算,用字谱、旋宫体现其实践性。《律吕正义》成书以后,康熙迅速将新律用于太常祭祀,并亲定全部雅乐。因此《律吕正义》的诞生标志着帝王意志对乐律的重塑,体现出帝王治世与文化思想的相互呼应,也是“乐律”这一科学性概念的制度化体现。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韩国雅乐缘起与演变小考

韩国的文庙祭礼乐一直沿袭中国雅乐的规范,保留着“堂上登歌、堂下轩架”的形式。世宗朝根据元朝林宇《大成释奠乐谱》中收录的释奠祭礼雅乐12种宫调基本旋律创制了世宗时期144首庞大的祭礼雅乐系统,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一次嬗变。因其对清声的运用及角、徵、羽调的错误解读,使得世宗朝雅乐形成了12宫7声16音与纯宫调系统的格局,奠定了韩国几百年来文庙祭礼乐乐律系统的坚实基础。成宗时期进一步简化文庙祭礼乐的旋律与用乐,创制15首宫调祭礼雅乐,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二次嬗变,最终确立了朝鲜王朝文庙祭礼乐的雅乐形态。韩国雅乐千余年来的有效传承与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传统、传承机制,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十通”乐类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

“十通”是中国古代有关典章制度方面十部政书的统称,共计2714卷,因为都分门别类地搜集、梳理了各有关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清晰、连贯而又有层次,被视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资料渊薮。就音乐史料来看,“三通典”系列的“乐典”、“三通志”系列的“乐略”,记载了上古至乾隆中期的音乐发展线索,“四通考”系列中的“乐考”,则又着重考证了上古至清末宣统的音乐发展过程。作者选择“十通”中所载的乐类分类沿革做比较研究,探讨了乐类史料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对于建立我国历代音乐发展流变的基本认识应当有所助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汉乐传承、发展的总体情况良好,主要表现在:形成“大埔—珠三角”双核中心的地域分布;“民间派”与“学院派”并行、交叉的传承方式;“国家在场”的引导与民间汉乐外向性活动特征并存;表演性与展示性的社会功能得以延伸与发展;乐器组合历经了“弦索乐”到“新丝竹乐”的传承与变迁状态;音乐风格有重复化、统一化的趋势,“内敛奋进”的风格日益明显。可以说,新中国广东汉乐的传承发展给中国传统器乐乐种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规律与发展策略提供了一份答案。

对日本乐烧内窑起源的探讨

乐烧技术是和普通陶瓷烧制非常不同的烧制方法。根据乐家官网介绍,乐家认同阿米夜来自福建,乐烧技术来自华南三彩。梳理了华南三彩、漳州素三彩、漳州五彩、吴须赤绘的关系及它们的烧制窑炉,认为日本乐烧所使用的内窑与釉上烤花用的“红炉”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其更直接的源头应该是漳州五彩。

唐宋元时期乐温县治考

唐代乐温县并不治于今重庆长寿区仁和场,其迁治长江边也并非在明初。唐初设县时,乐温治于龙溪河下游山间的长寿区邻封镇,永安治于河口处的羊角堡。开元末两县合并后,乐温治所迁至废永安县治附近,于长江北岸、桃花溪西岸的河街一带设治,并沿用至清嘉庆年间。厘清这一空间发展过程有助于理解唐宋政区和治所调整在功能取向上由堂奥转向门户的历史趋势,并为当下地方文脉延续和地名命名、更名提供依据。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中缅泰交界多民族乐种的分类与分层研究——以傣、掸、布朗诸民族声乐乐种群落为例

在云南与东南亚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中缅泰交界地区的傣、泰、缅、佬及孟高棉语诸民族音乐及乐(歌)种的传播与分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研究课题具有的特殊性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体现在区域和国别文化因素交错并存、纵横叠立的语境下,作为研究对象的异源跨界族群音乐呈现出多样性的艺术风格特点和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区分不易的分布状况,由此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一种难得的考察和分析样本,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交融的关系,由此显露出一些明确的跨地域性(区域性)特征,同时又因为受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国别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使这种“地域—跨地域(区域)”的分布格局愈加复杂化,使之成为可以在区域国别音乐研究论域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性话题。

冰黄肤乐软膏联合哈西奈德溶液对外阴瘙痒症患者不良反应及复发情况的影响

目的:探讨冰黄肤乐软膏联合哈西奈德溶液对外因瘙痒症患者的不良反应及复发情况的影响。方法:选取本院自2021年4月至2022年10月收治的50例外阴瘙痒的女性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25例和研究组25例。其中对照组实施哈西奈德溶液治疗,研究组实施冰黄肤乐软膏和哈西奈德溶液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复发情况的比较。结果:研究组总有效率为96.00%高于对照组的68.00%,观察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两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P>0.05,联合用药安全性更高。且对照组的临床症状消退时间要多于研究组,P<0.05;通过电话随访患者治疗后第1个月、第2个月及第3个月的复发情况,结果显示,研究组复发情况为8.00%低于对照组为2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单用哈西奈德对治疗外阴瘙痒有一定的效果,结合冰黄肤乐软膏使用能有效提高治疗效果,能快速消除临床不适症状,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有效降低其复发情况,安全实用姓高,值得临床应用。

“礼坏乐崩”语境下儒家乐论的建构与重构

西周制礼作乐,建构起了以“德”为中心的音乐理论,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礼坏乐崩”的整体背景下,礼乐被僭用,音乐下移,导致了乐与礼相分离,于是儒家便以“礼”为中心对乐论进行重构,使乐的核心由外在仪式乐舞转而强调乐所内蕴的礼义精神,推崇雅乐、抑制“郑声”。在“新声”风靡、雅乐式微的形势之下,儒家又引“诗”入乐,对乐论进行了二次重构,突出乐本人心、生于性情的本质,将声、音、乐都纳入乐的范畴之中,揭示乐的审美特性,以增强雅乐的生命力,乐也由“礼”之乐被阐释成了“诗”之乐。新的乐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对既有乐论的扬弃,而是彼此共存,三种乐论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儒家乐论的层累性特征。

和阳消瘿汤联合优甲乐治疗脾气亏虚型桥本甲状腺炎疗效及对甲状腺激素、甲状腺自身抗体水平的影响

目的:观察和阳消瘿汤联合优甲乐治疗脾气亏虚型桥本甲状腺炎的疗效及对甲状腺激素、甲状腺自身抗体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5月~2022年5月期间于我院接受治疗的脾气亏虚型桥本甲状腺炎患者114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57例对照组患者给予优甲乐治疗,57例观察组患者在以上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和阳消瘿汤。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甲状腺激素[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_(3))、游离甲状腺素(FT_(4))、促甲状腺激素(TSH)]、甲状腺自身抗体水平[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及中医证候积分的变化,并对其疗效及安全性进行客观评价。结果:治疗前两组各项指标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TG-Ab、TPO-Ab、TSH及中医证候积分均降低(P<0.05),FT_(3)、FT_(4)均升高(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TG-Ab、TPO-Ab、TSH、中医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FT_(3)、FT_(4)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1.2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1.93%(P<0.05),但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和阳消瘿汤联合优甲乐治疗脾气亏虚型桥本甲状腺炎,与单纯优甲乐治疗相比,在调节甲状腺激素、降低自身抗体水平、纠正临床症状上优势明显,且疗效及安全性可靠。

导乐陪伴联合分娩镇痛仪对足月初产妇分娩方式的影响

在足月宫内妊娠初产妇中使用导乐陪伴和分娩镇痛仪,观察该助产方式下产妇的经阴道分娩率。方法 选择在本院分娩的足月宫内妊娠初产妇80例,按照产科助产方式的差异实施分组。其中40例产妇在常规分娩模式下进行分娩,将其作为对照组,另外40例产妇分娩期间采用了导乐陪伴联合分娩镇痛仪的分娩护理模式,作为研究组,对比两组产妇焦虑、疼痛、分娩结局等情况。结果 相较于对照组,研究组产妇的负面情绪、疼痛程度明显更轻,总产程更短,产后2h出血量更少,经阴道分娩率、新生儿Apgar评分更高。以上各指标的组间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足月初产妇中加强导乐陪伴,并使用分娩镇痛仪,可以有效缓解产妇的不良情绪和疼痛感,对缩短产程、提升经阴道分娩率、改善妊娠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上党细乐与冀中笙管乐风格差异及其成因辨析

上党细乐与冀中笙管乐同属北方“笙管乐”乐种,但音乐风格却存在较大差异。即便同名同曲,在韵谱等方面亦存在一定区别。除了普遍意义上地域、方言等潜在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冀中笙管乐属于僧道音乐风格的延续,而上党细乐却非宗教化风格。具体在乐谱形态方面,无论谱面还是韵唱,都有较大差异。冀中笙管乐乃至西安鼓乐,其工尺谱中存在的“阿口”“哼哈”现象,并非全国所有乐种工尺谱的共性特征,这类“谱式”更多附着于僧道等具有宗教音乐特征的乐种中,而像上党细乐、潮州细乐等非僧道风格的乐种,无论抄谱还是韵谱,鲜见“阿口”现象的存在。

清代湖湘地区孔庙祭祀仪式与礼俗用乐

孔庙祭祀是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贤哲的一种释典活动,在祭祀仪式活动中,礼俗用乐伴随着祀典的全部过程,这些音乐专门为祭孔祀典而制作,带有强烈的乐舞特征。清代湖湘地区盛行祭孔祀典,形成了直省祭孔与孔府家庙祭孔释奠的两大用乐体系,由于清代湖湘地区祭孔礼俗用乐体系的成熟及程序的完善,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地区孔庙祭祀礼俗用乐有着独特的乐舞内容和表现形式,它历经了定乐、发展、缺失、重整等兴亡盛衰,虽然古制音律原貌难寻,但祭祀礼俗用乐与湖湘地方音乐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格局,同时也是孔庙祭祀音乐能够在湖湘地区传承、繁衍的基础条件。